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

莎士比亚戏剧并不像西方有的学者所说是基督教戏剧,它所体现的是人的主体力量与自由意志。但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确又具有基督教意识,我们无视它也是不客观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具体体现为对原罪和上帝意志一定程度的认可,对基督教伦理规范的强调,对超验——超越现世存在意义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以及主体精神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与对峙。     

儒耶对话的本体维度——以孔孟之天与《圣经》中之上帝为例

孔孟之天强调天的道德属性,在天人关系上人以天为道德本体,人可以与天合一。《圣经》中之上帝是人不可预知的,超越人的认识能力,人与上帝的关系是单向度的信仰关系。由于孔孟之天与《圣经》中之上帝的不同,儒家和基督教的终极宗教精神也就有了不同走向。     

伦理文化视角中的宗教

当下的宗教伦理学研究,更多地将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对宗教与伦理文化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同时对伦理与道德又不加区分。本文正是试图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通过对伦理文化的展开,揭示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以信仰为中介,厘清道德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现代宗教应当走伦理化的道路。一、伦理文化:伦理与道德伦理文化也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由伦理和道德两部分组成。“伦理”一词,顾名思义,系指“人伦之理”。伦,由树木的年轮而来,引申为辈、次序;理,原指树木的纹理、条理,引申为规律、法则。“伦理”一词本来并不具有道…     

理性信仰的精神家园之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上帝思想及其现代伦理价值

在学界熟知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关于认识能力的考察中,他的上帝思想却透露出一种特殊方式的伦理表达,并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现代伦理价值。他在全书的中心即先验辩证论的论述中,为了把握最高的统一整体而引出灵魂、世界、上帝。他关于上帝表述的含义:上帝是一种本体、无限、物自体;是一种产生于理性、不可避免的最高层次的先验幻相;是一种理性的理念;也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理想。他理论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神,旨在提升人而贬抑神。康德上帝思想的现代伦理价值:充满一种折射着价值理性之光的伦理精神;深含着一种构筑精神家园之盼的道德信仰;蕴涵着一种实现人类至善之梦的真善美情怀。它从特殊的视角审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并且打开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二个缺口,进而追求主体精神与道德人格的完美统一。这对于急功近利于工业文明、锱铢必较于商业社会的抑郁而疲惫的"现代人"而言,不啻为一种脱胎换骨的期盼和洗心革面的警醒。     

传统伦理精神的矛盾和悖论

中西方传统伦理精神,无论是中国文化中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的价值建构,还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城邦、宗教(上帝)或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道德责任建设,它们都产生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生活阶段,其产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决定了其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形态本身内在地蕴含着一定的矛盾和悖论,即人之存在的目的-工具悖论,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伦理-道德悖论,这些悖论的存在预示着传统伦理精神需要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经过辩证否定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综合思维方式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

中国远古先民有一个独立的上帝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被后来的儒家所否定。儒家向来提倡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泯灭了天(上帝)和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儒家没有一个至上神的观念,不可能形成神学宗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贯彻了中国思想史的始终,中国的一部"二十四史",无不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中国没有自己的信仰史。儒家的宗教性在其道德宗教方面,其主旨在于妥善地处理天和人、人与人、人的内在自我和肉体之间的关系。儒家对这些关系的处理在当今仍然是有意义的。     

“天·德”之辨:现代文化信仰的“理性”与“神性”

为了杜绝宗教犯罪,康德等人将道德假想为自给自足的概念,并以之对宗教进行规范。不过,道德只是一个或然性的、实践性的概念,剥去质料的"道德"并不存在。从信仰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研究道德与宗教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信仰的是"非形象化"的神性的"天",而西方社会在经历对宗教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后,也皈依到了对"去形象化"的神性的"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其实是对社会共识与社会精神的信仰,因此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由于信仰根本在于主观"认信",而且信仰可以给个体带来真实的精神圆满,因此,信仰也是个人的。对"天"的现代信仰可以帮助个体突破个体的生命牢笼,真正融入社会精神,从而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双赢。在现代文化信仰之中,"神性"和"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基督教伦理中"信"、"望"、"爱"的对立统一

从美德论、生存论和宗教现象学等维度来看,基督教伦理中"信"、"望"、"爱"三主德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信仰、希望与爱都是人的精神意向和生存规定,三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盲目的信仰和虚幻的希望与爱是相悖的.概言之,正是由于"信"、"望"、"爱"之间的道德悖论,使基督教伦理呈现出超越性与虚幻性的双重特征.     

理性中的“上帝”:德国古典哲学上帝观辨析——以康德、谢林为中心

康德与谢林同处于启蒙时代的思想氛围之中,但他们对上帝问题却形成了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在康德那里,理论理性无法认识上帝,上帝也并非万物的创造者或本原,而只是作为一个道德公设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它的最大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保证道德主体配享相应的幸福,同时为伦理共同体的建立确保一个标准。在谢林那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上帝也不再被保留于信仰领域,而是"重新回到"哲学思考的主题当中;人类可以通过"理智直观"来认识上帝,伴随着对上帝的"理智直观",灵魂的本质得以被思索,德行与幸福也获得统一。康德与谢林上帝观的不同不仅反映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碰撞,也折射出西方历史中哲学与宗教的内在纠葛。     

信仰与德性——再论宗教信仰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本文从目前人们比较关心、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的几个方面分析探究了宗教信仰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宗教是否是道德的来源、基础、保证等,即所谓的"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否"信仰宗教,道德就高尚"的问题;宗教与道德是否"不可分解"的问题.     

从“韦伯问题”看墨家当代价值如何可能

马克斯·韦伯关于文化理念与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研究,被我们称为"韦伯问题".在这里,沿用"韦伯问题"的思路,来考察墨家与当代经济的价值关联:韦伯认为,清教生信仰上帝的宗教观念下,形成了一种具有合理性、经营性、组织性的理性化的经济理论,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生成.反观墨家,在"天志"的宗教信仰下形成了以"兴种除害"为旨趣、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经济伦理;墨家这一经济伦理具有的实用主义理性、注重团体诚信、组织化的劳动分工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精神相契合.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日趋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墨家可以为我国市场经济提供理性精神资源与动力,从而使墨家当代价值成为可能.     

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关系。他的这一独特的经济伦理视角对于我国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着重大的启示。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困惑与超越——论夏目漱石文学中的基督教思想

夏目漱石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嬗变过程,内心呈现出极端的矛盾,他反对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及形式主义,憧憬宗教的道德伦理和超越思想。夏目漱石关注宗教主要是出于"生存困境"和道德上的探寻。基督教宣扬真、善、美,道德、良知、宽容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正契合了他的文学理想。他的文学真正地追问人的生存状况,希望从宗教中能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其意义在于超越生存困境,塑造崇高人格,提升社会道德。     

“以学术为业”的深层旨趣

韦伯发掘了一条探索人类文明演化与社会变迁的独特学术路径,其“解释社会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探讨现代性的生成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形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说就是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之间确立一种比较与众不同的辩证关系.对于韦伯社会学的独特问题意识,我们可以借用“以学术为业”这一指称来点名其学术取向上的伦理叙事和价值观念之意味:韦伯的伦理世界观认为人必须在道德法则之下所形成的义务和在历史使命之下衍生出来的义务之间保持一种适切的张力关系,以求得世界和个人、上帝和俗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伦理在各种生活方式当中流转,最终只有“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精神”建立起亲和关系；“社会科学方法论”关于实然和应然关系的拷量,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考察现代和传统、现代性和前现代性之关系.这样,伦理理性化理论对宗教意识和经济生活之间关系的考察就上升为对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关联的思考,正是这种致思取向决定了韦伯学术思想的深层旨趣.     

伦理文化与文学"中国性"的生成

相比较西方文学,中国文学更为重视道德问题,与伦理的关系也更为密切.这是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化不分、文学的民间起源等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强势地位和特殊性,塑造出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叙事形态与精神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注重世事人情描绘、追求宏大叙事、矛盾冲突的"和合"性等.     

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关系.他的这一独特的经济伦理视角对于我国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有着重大的启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人本思想

上帝是否存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求索的问题,但人是陀氏宗教视界的中心.陀氏不懈地探究上帝和人的本质及生存的关系,形成其独特的宗教人本思想.他认定,人对上帝的否定将会导致人的毁灭,使人类遁入虚无.依靠上帝是人走向未来的唯一道路,但上帝并不充当人类现实生活的救世主.上帝是人的内在神性的源泉,只有以信仰为纽带,人才能沐浴上帝之光,禀承上帝的神性,消除人自身的局限性,实现人的真正本质,获得精神的复活,建设新的人类世界.     

宗教的镜像阐释:当代西方宗教电影的深度与样态

电影成为当代宗教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由于"宗教性"的难以界定,"宗教电影"的范围在无形中被扩大了.当代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主题和宗教拷问主要表现在,对"上帝之城"的神圣与信仰的背叛、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碰撞与摩擦、基督教文明与土著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的对立等的探讨.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与形态呈现则主要是,表现具有争议性的鲜明的宗教批判主题、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冲突化解的悲情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宗教意识形态的历史重现和幻灭、神秘与诡异的科幻色彩等.本文认为,西方宗教题材电影已经以其强烈的宗教性、深刻的思想性,而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电影类型.     

体验处的神启——柯尔律治的浪漫主义启示观

柯尔律治作为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面对宗教体系日益理性化的趋势,回归人类本心,使"信仰"植根于"体验",其倡导的现代宗教观为基督教辩护另辟蹊径。在通往神圣精神存在的过程中,柯尔律治极富创造性地将"体验"元素融入其中,使得神学义理在浪漫主义提供的解释坐标中得以被理解,基督教教义与浪漫主义原则并非面临着"非此即彼"的局面,上帝对人的直接启示,人对上帝的直接体验因而成为可能。柯尔律治充分回应浪漫主义的时代特征,将审美经验有效施用于神学领域之内,为宗教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此同时,艺术之思也因为领悟神启而获得了一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