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孔子育人的理想标准

“美人”：孔子育人的理想标准叶太平如果从“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最核心的范畴、是其最高的道德原则这一基本事实中就得出结论认为孔子育人的理想标准是“善人”，这似乎肤浅了些。细读《论语》，笔者认为，孔子盲人的理想标准是“美人”。本文就此阐析之。我们从“乐...     

“文化力”论

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经济力”、“政治力”、“文化力”是三种根本力量。“文化力”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智力因素，包括教育和科技在内；二是精神力量，包括理想、道德、信仰、价值观、精神等；三是文化网络；四是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文化力”是推动力、导向力、凝聚力、鼓舞     

“成于乐”索解

一、一个发展失衡的传统《论语·泰伯》篇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论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孔子不仅认为“诗”“礼”、“乐”各有其用、不可偏废，而且明确把“乐”摆到了“诗”和“礼”的上位。其对“乐”之重视可见一斑。这是否是偶然的呢？回答是否定的。仅《论语》这部原典就至少有两点可以为证：第一，《论语》之《述而》、《八佾》、《泰伯》、《阳货》、《宪问》、《子罕》、《卫灵公》等篇中都直接写道了孔子好乐、赏乐、奏乐、正乐、歌吟的故事。而且，这些记载还可在《礼记》之《檀弓》、《庄子》之…     

中国古代“乐教”的德育功能以及现代启示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礼乐制度的形成以及人们对此观念上的认同，是中国古代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乐教”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居有显著的地位。“以乐寓善”、“美善相乐”、“乐治人心”，追求善美统一，倡导人与天地和乐的人格美，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乐教”的德育功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境界和德育思想的特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善和美追求的情趣与韵味，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文化自觉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关于“乐教”的德育功能的理论中，包含有不少对我国当代道德教育颇有启…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灵魂微笑与精神自由——论市场经济体制中文艺的 “教” 与 “乐”

现代市场经济精神对社会和文艺的全面渗透，大众文化的兴起，迫使我们重视认识文艺的“教”与“乐”。从孔子“游艺成乐”、庄子“至美至乐”，到亚里士多德“无害的快感”、贺拉斯“寓教于乐”，以至恩格斯“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文艺不仅具有思想性，还具有情感审美性。因此，应避免艺术承受教化之重或娱乐之轻的倾向，使艺术所蕴含的情感力、审美力、文化力去抚摸心灵，健全人格，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优化配置艺术资源，为心灵枯竭者“招魂”，为信仰迷失者“安魂”，为真善美“颂魂”，实现艺术与接受者的灵魂微笑与精神自由     

论道教“真”美观

论道教“真”美观潘显一“真”，作为美学范畴是有其特殊蕴意的。当人在宗教中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宗教之神和上帝形象的时候，最高神和上帝必然集中了真、善、美，必然是宗教美学人格（即神性）理想的最高代表。在西方神学中，这种宗教美学人格理想被表述为“真、善、美统...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得理至善:朱熹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理路

朱熹所理解并着力构建的理想政治,是包括表现为“君权至上”秩序的天理根源之善、以德治方式体现的政治本质之善、在主体德性保障下的形式之善以及“经世致用”的功能(结果)之善等多个方面的“善”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涉及理学义理的精微阐释,也有对“合意的”现实政治事务的逐一铺排.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朱熹伦理政治使得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体系更加完备,内涵更加丰富,思辨更显精致,得以有效应对内外双重挑战,巩固儒家思想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理论基础的“一尊”地位.     

试析陈确对“人性善”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人性善”是我国思想界的传统命题，作者认为，适应我国明清之际反对程朱理学脱离现实、空谈心性、倡导所谓“实学”的需要，陈确进一步发挥“人性善”学说，认为“人性善”即人的“气”、“情”、“才”善。进而他指出，人性善恶之别，是后天“习”作用的结果；人性之善是建立在人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基础上的，从而赋予“人性善”以实践的品格和特性。     

古人之“乐”

古人之“乐”樊美筠后人所谓的“音乐教育”，在我国有着渊源流长的传统，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代，明确的“乐教”意识就已经产生，不过，古人之“乐”与今天人们所说的音乐教育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自己的侧重点，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我们今天进行音乐教育有借鉴和启...     

“可欲之谓善”论析

“可欲之谓善”要么是一个价值命题 ,要么是一个事实命题 ,不能同时兼是。传统伦理思想不能区分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本质不同。文章深入反思并揭明了中西传统伦理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缺陷。     

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

文昌帝君的信仰及其神仙思想的道德决定论卿希泰，姜生文昌帝君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神灵之一。文昌信仰向世人所提供的，不是传统的道教炼养术，而是阐扬老子“重积德”的思想，宣扬通过以“善”为价值导向的内在行为控制，可以达到人间理想或成仙不死。文昌信仰的社会操作性...     

生态中和:“和”之最高境界

“和谐”是西方文化的理想诉求,“中和”是中国文化的理想诉求,“和”则是人类审美共通的理想诉求.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以生态科学与生态哲学为指导思想的阶段,即生态文明阶段,人类的认识与思想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整生,所以传统之“和”的思想就由或天人关系或人人关系或自我关系的片面走向了各种关系的全面；由或突出对立冲突机制或突出协调统一机制走向了对立冲突与协调统一的整生机制；由单一价值的追求走向真、善、美、益、宜价值的整一追求；由静态走向动态；由三维空间走向四维时空.所以,在生态思想的背景下,在传统之“和”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人类的理想诉求就走向了生态之和,是为“生态中和”.“生态中和”是人类“和”之理想诉求在生态文明阶段的必然趋向,是人类“和”之理想的最高表现.     

德音之谓乐“解”——以先秦儒学为视野

在儒学的视野中,乐不同于一般的声、音,乃有德之音.乐的精神内核在于“生生”之“和”,其基础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其完美的和谐在“无声之乐”的境界中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然而,“无声之乐”并非心灵的虚无飘渺的念想与妄测.因此,并不是虚无的彼岸图景,而是实存于人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的生命历程之中.通过个体生命的道德实践,“无声之乐”内化于主体的生命本质力量之中,修成儒家所追岽的理想人格.实践、人格与境界已然组合成“生生不息”的“圆融和合”的生命整体.     

论荀子的“知能”之性

荀子的人性理论是个分层次、多义项的复杂系统。“性”和“伪”是该系统中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在荀子所界定的“人性”中 ,既有“情欲”之恶性 ,又有非善非恶的“知能”之性。这非善非恶的“知能”之性 ,既是荀子化“情欲”之恶性为“伪”的桥梁 ,也是其构筑理论大厦的基石     

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理念”“善”“正义”——对柏拉图“理念哲学”的思考

发源于古希腊哲学的“理念哲学”对古希腊罗马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柏拉图构建了一个以理念为基石的哲学大厦,树立了一个意义世界的最高目标——“善”的理念,设计了一个追求正义的理想王国.理念论经历早期、中期、后期等三个发展阶段.从认识论、本体论、目的论的角度看,“善”是整个理念世界的内在本质,是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最后依据.理念论的“正义”追求包括“整个城邦的正义”“个人的正义”、人格化的“正义”.理念论预设了一尊西方的“上帝”,悬设了一个西方的理想,释放了一种西方的严谨、自省的治学态度.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为了“善”而探究“恶”——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逆向研究》简评

为了“善”而探究“恶”——李建华《罪恶论—道德价值逆向研究》简评□龚爱林善是人类追求的一种永恒价值，社会的进步和人生的幸福都无不是在对善的追求中获得。然而，犹如没有“恶”就无所谓“善”一样，了解了“恶”，才知道怎样为善，对于恶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