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

中国文学拥有自己独立的诗学传统,它规范并生成了丰富的意义世界和话语方式,文学的历史传送到中国现代,却出现意义和表达的双重危机。在反传统而吸收西方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基督教成为中国文学意义表达和形式创新的重要资源。本文主要讨论基督教被中国文学所体验和想象,成为建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内涵,创造了中国文学新型的意义传统和表达方式,进而阐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体验所呈现的本土性与西方性问题。     

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思想进程的两条路径

与西方现代美学的兴起绝然不同,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国被迫纳入现代性发展轨道的历史条件下从对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起步的。从承继的关系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对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若干精神有所反思和张扬,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又是在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学基础上开始建构的,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有着相当的差异。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境遇,发轫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在之后的岁月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审美观念强有力的两翼,即审美自由主义与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利主义始终处于强势地位,但审美自由主义也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在民族决战和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对审美自由的向往仍然被顽强地表述着。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的萌芽和发展到1949年告一段落。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美学思潮和理论大量引入,促进了中国现代美学观念的生成和定型,尤其是为后来发生的若干次美学大讨论准备了人才和资源。就中国现代美学的最基本特点而言,美学问题始终是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决定了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特征和命运。     

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的哲学基础

自然审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普遍现象和核心内容，它主导了中国古代审关意识的发展方向。现代美学原理中的自然关理论虽然探讨了自然美现象，但它本质上是现代审美经验的理论总结，并不能对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进行有效的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自然审美是一种前现代的审美实践，它的哲学根基可以溯源到中国古代特有的自然观，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基础上，人与自然所共在的意义世界被建构起来，这个被建构的世界在日趋完善的过程中则显现出了自然之关。     

简论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艺术化思想

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探求对国人进行感性启蒙和反思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继承传统美学和吸收西方现代美学而创造的一种审美人生观,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思想是建构与本民族传统美学血肉相联的、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

刀在传统社会中不过是一件农具或冷兵器,但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则起到中心化的结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底层叙事的兴盛,刀又经常充当重要的道具,在小说叙事的高潮中如期而至.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美学想象.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在重新寻求历史正义时,再度有祭刀仪式,刀再度成为叙事的重要道具.但"动刀"也难以完全承载小说的审美意蕴,作家开始寻求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以其突然变异的意外的方式,来使小说的叙事转折开放.     

“中国议题”与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中国议题”的提出夯实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本土根基,也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话语资源和价值标尺。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将儿童问题归并于中国议题,保障了其反映社会结构、拉升思想效能的现代品格。民族国家想象是文学彰明自身价值的重要路径,儿童文学以“儿童”的新人想象为基座,统合“立人”与“立国”的内在关联,为其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框架。中国儿童文学对“中国议题”的叙述,接榫了新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在本体论与价值论“一体化”的机制下建构起中国自主的知识话语与精神气度。     

中国"公教文学"的历史存在

基督教文学作为基督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苑中是一片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独特而璀璨的景观.随着近代基督教在中国较为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基督教文学这一传统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了传播和延续.虽然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育不甚充分,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提倡和实践,基督教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作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教文学从理论倡导到创作实践,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伦理学维度

王国维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解脱”价值,同时也主张要在保持美育独立性的前提下突出美育对德育的工具性价值;而王国维美育伦理学观念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在席勒“感性—审美—道德”阶段性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强调“美丽之心”“美情”对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与王国维不同,蔡元培更注重席勒以美育囊括德育、引领德育的思路,他将伦理学的核心诉求与美学精神的建构融合起来,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同一性与融合性。朱光潜通过“想象”阐发“同情”,并由此而强调“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他又从西方现代生命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礼乐精神出发,打造和倡导“问心的道德”,凸显感性生命的激活对于道德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伦理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审美来纯洁和完善人性,以人性的自然舒展来实现道德的生长和拓展,这是现代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理论诉求。     

审美现代性的主题与问题——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

康德美学在批判哲学体系中承担着由认识向伦理过渡的中介功能,但在美学史上康德却被简化为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中心的审美独立论者。基本认同并接受康德的中国学者突出强调了康德“形式主义”的一面,而没有意识到其目的论/道德内涵之于美学的重要性。但中国学者并不是形式主义者,当他们借助其他思想资源对康德美学进行纠偏调校时,实际上又与康德美学体系相通相近。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的意义转化和重心转移,源自中国学者建立中国文化自主性的选择性理解和创造性接受。实现康德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充分展开,一要深入发掘康德以体系的方式提出的真善美的统一问题,二是要全面评价其审美独立和艺术自律的观点。     

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因素,并未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中销声匿迹,只是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中的话语方式,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伦理话语转向政治话语,再由政治话语演变为文学修辞.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个人心性中,还程度不一地发挥着信仰改塑、苦难担当、灵魂救赎和文化政治的功能,其存在方式也更为内在、更加隐蔽.它对新中国文学修辞和文学意义的丰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想象中透露出独特的宗教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