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关系思想新论

关于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思想,已有不少人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作过专门的论述.虽在一些具体说法上不尽相同,但基本是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以迷信手法编织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目的是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提供理论根据,其作用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他的天人关系思想集中反映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我认为,他的确是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系统,他把四时、阴阳、五行等精心地揉和在一起,力图说明自然界是有秩     

天人关系视域中的"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探析

本文以《荀子》为依据,从荀子“天人相分”的思维模式出发,考察荀子天人关系视域中有关人的思想,阐发他关于天对人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对天应有的基本态度及“明于天人之分”思想,认为在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探究中,人是他探究的重心,而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他探究天人关系的落脚点;并由此揭示荀子天人关系思想的意义及当代价值。     

论《白虎通》天道观的秩序性规定

天人关系问题是古代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命题,往往与皇权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密切相关。《白虎通》天道观在梳理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作出了回答。它通过预设天道本体“人格神”的人格内涵,使天人之间产生了互动的可能性,天人关系由此形成了“人副天数”的链接,确立了“天王感应”下“君”的至尊地位,奠定了“尊尊”的基本关系范式,从而实现循“天道”以推“人道”的秩序性规定。《白虎通》天道观对“天”道秩序、天王秩序、人道秩序的规定,以附会的形式为人道纲常找到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建构。但该理论始终具有宗教性、等级性、封建性等局限性特征。     

从荀子的天人观看先秦儒家天人关系的衍化

“天人之辫”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孔孟苟虽同属儒家,但他们对“天人之辩”的不同解答,正体现了哲学的发展。孔子“天人之辩”中对天的理解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等多重含义,主张人要顺天命;孟子主张人通过“尽心”、“知性”过程,最终达到“知天”、“事天”的境界。使得儒家哲学走向了唯心主义;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收了《老子》、《管子》的思想,把天人关系放在了天人相分、人能够制天命而用之的立场上,克服了孔子、孟子思想的弊端,在巩固儒家的理性精神的同时,将儒家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评董仲舒的认识论

董仲舒为了替“君权神授”制造“理论”依据,以适应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需要,他从唯心主义本位论出发,颠倒天人关系,炮制了“天人感应”论,(在《黄石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上,刊登鄙人的一篇拙作,对该论作了批判)又用形而上学的宇宙     

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司马迁的《天官书》

史学界和天文史学界对《天官书》不乏溢美之辞，有的评价悖离了西汉的社会背景和《天官书》原文．事实上，《天官书》中的“天人合一说”、“天象谴告说”和“修德修政说”，是“天人感应”学说的产物，是“天人感应”学说指导下的学术总结；《天官书》在促进天文学发展的同时又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司马迁没有也不可能走出“天人感应”的怪圈而成为“反天命”论者．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述评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而建构的。他本着独特的历史视角,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建构起一套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西汉的大一统局面。但其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对历史发展起着明显的消极作用。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人学”特质与历史定位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主要内容是“君权神授”和“君权天制”,其理论的实质在于借“天”言“人”,为君权至上作论证,成为西汉王朝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推行儒术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重视“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限制君权、监督最高权力的社会机制,对君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试论柳宗元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论争的主要问题之一。唐代以前的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论证天有意志,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天和人有某种感应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天人合一”,最后通向有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家则相反,认为天是客观的自然界,它没有意志,更不能主宰人类社会,主张天人相分。从这个观点出     

神话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天人论

文章以神话哲学的视角探讨《庄子》天人关系论与上古神话的渊源关系。认为《庄子》的“万物齐一”、“天人合一”思想承续了神话哲学的万物平等、天人和谐的观念。指出万物平等是《庄子》天人论的逻辑基础,天人和谐是其目的,而实现天人和谐的途径则是随顺自然、自然无为。文章的结论是:庄子的天人关系论在内在本质上与神话一脉相承。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天人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情结

在先秦哲学思想中天人关系可以总括为天人合一观和天人相分观。天人合一观包括天人感应、天人合德、顺应自然。这种观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精神活动范畴，其特点是和谐，共同之点是“顺天”。天人相分观是天人合一观的对立和补充，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后于物质生产范畴，其特点是斗争，实质是“制天”。天人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最基本的思想模式。“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思想家和不同的哲学派别使用“天”这个概念时，具有不同的内涵，主要有两个含意：（1）、“人格神”；（2）、“自然”。故此天人关…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天人之分”析论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提出了“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这一命题。通过对比和分析,此篇“天”和“人”的涵义和所指既源自与孔墨相关的传世文献,又有顺应时世变化和发展的新义。“天人之分”指人与社会各有职分,揭示了社会的偶然性对个体的制约和限制,认识到“时”“世”“遇”作为命运的重要性。其意义在于,这一认识的提出,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此时也正是论辩和道术极大发展的时期。《穷达以时》“天人之分”为我们认识先秦天人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     

论关汉卿的公案戏对天人关系的思考

关汉卿所创作的公案戏体现了三种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观点，即，顺天安命、天人感应、天人相胜。本文具体剖析了这三种天人关系论是如何贯注在关汉卿的艺术创作之中的，并且力图把握在这种贯注过程之中所凝聚着的关汉卿对于前人哲学思想的领悟以及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     

“原本天人，参连相因”——王符“天人之际”思想略论

以董仲舒的神学天人感应论为参照系,通过对王符的有关天人关系问题的论述,指出其与董仲舒的不同,进而彰显一种具有某种"异端"思想倾向的"天人新义".     

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人关系论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天命与谶纬之说、宗教神学的结合以及天人相分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反映了史家对天人关系问题探讨的连续性和走向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发展,以新的形式将天命继续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并往往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用以附会朝代的更迭、盛衰;另一种是沿着究天人之际路线发展,进一步走向天与人相分的思想境界。这两种情况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史家所撰的史书中,也反映在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评论中,并展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和理论价值。     

试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

董仲舒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时代需要 ,利用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成果 ,构建出一套以天人感应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哲学体系。在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 :“天”就是指自然界 ,“人”就是指人类 ,“合一”就是指自然和人类和谐相处。但是 ,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超越性。其“超越性”集中体现在“天”具有伦理道德观、王权政治主张和宗教精神关怀的层面。所以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不是神学目的论 ,而是自然、人类和谐发展论。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董仲舒美学思想初探

董仲舒系统地赋天以社会伦理规范和人的情感形式,发现了天的“美”。董氏哲学的重要观念“天人感应”是一种扭曲、倒置的人化自然的形式。董仲舒的美学表达了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新的儒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