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戴学“升格”运动

民国时期的梁启超、胡适、戴琴泉、戴祖荫等社会名流,努力从清儒戴震的学术中汲取思想营养,由戴氏研究方法和情感哲学提炼出“科学”与“民主”的因素,以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掀起了一场城、乡共进的“戴学升格”运动。通过对民国报刊和新发现的戴氏族谱资料的梳理,整体考察1924年1月在北平和徽州同时举办的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活动,从中可发掘蕴涵的思想价值与现实关怀,借以弘扬传统中国学术,彰显历史文化自信。     

戴名世咏史诗初论

戴名世的一生不仅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闪现了反清反暴的思想光华,而且其文学创作在艺术上亦有卓著成就,在桐城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实具重要的作用与影响。然而,由于《南山集》罹祸,戴氏被视为“乱臣贼子”,其著作散佚极多,诗歌作品几乎散失殆尽,后人遂以其与方苞一样,“未尝作诗”。其实,戴氏于古文之外,不仅留心诗学,有着大量的诗歌作品与丰富的诗歌理论,而且显示出开启桐城诗派的重     

徽学动态

2008年11月29日,由戴震研究会、黄山市文联、民盟黄山市委、戴震纪念馆联合主办、黄山学院承办、戴氏族裔协办的“戴震研究与戴学资源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学院举行。市内外戴学研究专家学者和上海、杭州、安庆等地戴氏族裔代表近六十人参加会议,交流学术论文12篇,18人作学术交流发言,与会人员还实地考察了东原故里隆阜的戴震学术遗迹。     

戴叔伦非进士出身补证

戴叔伦“中进士第”,唐人诸书均不载,肇端于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当代研究戴氏之著名学者蒋寅先生继晁公武之说,亦认为戴叔伦乃进士出身。而今人大多与蒋寅持相反观点。这里,戴氏是否为进士出身,是进一步研究其人其诗的前提。正基于此,笔者运用大量史料,结合多家论说,进行合理分析,推出戴叔伦非由进士出身。本文首先分析得出马总为戴叔伦“集”作序的可能性甚微,其次从最早记录叔伦生平著作,与其同朝为官的梁肃和与之交往甚密的权德舆亦未曾提及叔伦中进士第出发,进而说明晁氏一家之言不足以为信。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如何理解戴震启蒙思想的近代意义

戴震思想是否对近代具有启蒙意义?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研究思想史的老一辈学者杜国庠、侯外庐等人,认为戴著《孟子字义疏证》是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侯老还将戴氏收入《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认为他“复活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统绪,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近年姜广辉、方利山等人的文章基本接受了这种提法。针对上面的观点近来引起了争论,如舒凡认为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主张个性的自由发展,     

戴锡章的《西夏纪凡例》未刊稿

戴锡章的《西夏纪》在今天已为大家所熟知。从该书的“自序”中可以看出,戴氏当初在编撰《西夏纪》的同时,还编过一部十余卷的《西夏丛刊》,但至今未见传本,其概貌已不得而知。最近,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部戴氏的《西夏纪凡例》手稿,虽然字数不过三千,但已可以从中窥见《西夏丛刊》的详细编写计划。这份珍贵的手稿一直未见有人提及,因此这里把它全文整理发表,旨在为西夏学界提供一份新的资料。《西夏纪凡例》,写本,11页,用楷书抄在朱丝栏笺纸上,每半页6行,行20字,小注双行。笺纸中题“清秘阁”三字,估计是购自本世纪初北京琉璃厂的“清秘阁南纸店”。袁庙祝(鱼它)《琉璃厂坊肆匾额录》有阿克敦布书清秘阁匾额的记载,据说该店在晚清时期尚     

戴震与《水经注》

一、戴震早年对《水经注》的研究孔继涵家抄本《水地记》三卷，已尘封了二百多年，现藏北京图书馆，笔者于近年有幸获睹。该书第一卷“河水”，即孔刻《戴氏遗书》中的《水地记》一卷，此为定本。二、三卷“济水”、“淮水”，为稿本，合计一百一十页，四万六千多字，其中三分之一为引自《水经注》的文字。抄本前有孔继涵亲笔书序，曰：“《水地记》乃戴东原先生二十余年前流传之稿底也，鱼门兄题云来定本。……及抄得是本，与东原语及，东原曰：‘是草稿者，不足存也。’遂出其已成之第一卷见付。”“草稿”指“济水”、“淮水”，“已成之…     

《戴震评传》：求得对于一代大师的“十分之见”

《戴震评传》：求得对于一代大师的“十分之见”郑舍农戴震作为乾嘉学派的巨擘泰斗，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朴学大师，本当成为两个世纪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有关评述传论应当不胜枚举。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戴氏学问广泛涉及哲学、史学、伦理学、语言学、地理学、经学、数学...     

论张岱小品文的“以诗为文”——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

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以诗为文"的特点,诗歌对其小品文的渗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可看出其以诗为文表现为:以诗的形式为文,以诗的意象为文,以诗的抒情为文三个方面。其小品文具备"以诗为文"跟张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的高度概括化跟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以及其在高雅精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学识修养气质有关。     

戴震诗说研究

戴震诗说研究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宗旨为孔子的“思无邪”说,此宗旨源于戴震根深蒂固的尊经意识。二、方法为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而知人论世为戴震说诗的主要方法。三、从与《孔子诗论》相较中可窥,戴震诗说与《孔子诗论》同异互见。四、评价戴震诗说之得失,并对其失作深层意义上的挖掘。     

王勃佚诗及其兄弟关系考

《韵语阳秋》中存有王勃的两首佚诗（或其片段）：《自乡还虢》和《诫劫劝》。王勃共有兄弟十二三位之多，但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八位。王勃与诸位兄弟之间极其友爱，但根据这两首佚诗传达出的信息，王勃之弟劫、劝可能真如《韵语阳秋》的作者推测的那样曾经闹过矛盾。为了处理兄弟之间的矛盾，王勃以《倬彼我系》来宣扬家族精神；以《诫劫劝》直言劝告劫、劝；以《送劫赴太学序》号召兄弟们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最后以《自乡还虢》表达了兄弟们之间应该像花萼和花朵一样亲密相依。其增强兄弟关系，处理兄弟矛盾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清空晓畅 圆熟蕴藉--从刘长卿的诗歌艺术特色看大历诗风

唐大历时期,诗人多官居下僚,有志难伸,常集会唱和,因此诗歌风格、体式趋同,有类型化倾向.在"大历十才子"之外,还有江南地方官诗人群体.其中刘长卿地位特殊,诗为翘楚,是大历诗风的代表.     

杜甫《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发微——与朝鲜李敬舆次韵诗的比较为中心

《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算不上杜诗中的杰作,但是通过比较朝鲜人李敬舆模仿此诗而作的次韵诗,仍然可从中清晰地看到杜诗的与众不同.首先,杜甫在诗歌中采用细致的写实手法去述说史实,并将各个事件紧密衔接,所以读他的诗,头脑里总能浮现出一幕幕画卷.其次,杜甫对感情的抒发,不是火山式的喷发,而是曲折婉转般的回旋,所以读他的诗,总让人感到情意深沉且回味绵长.再次,杜甫爱用典且善用典,他不仅通过改用与反用古人故事的方法来活用典故,还将典故与句子完美契合,做到用典而不留痕迹,所以读他的诗,总能兴趣盎然而不被字词所绊.朝鲜人李敬舆虽也极力模仿《赠司空王公思礼》一诗,由于仅仅停留在样式布局的表层上,没能领悟杜诗之精髓,故其模仿的结果是形似而神异.     

论昌耀诗歌的力量美

昌耀作为西部高原哺育的“诗人中的诗人”,他的诗歌处处显示出一种力量美,这种力量既可以是外在的,又可以是内在的。通过力量我们可以领会苦难的诗人置身苦难的世界中的那种苦难的生命意识,进而了解诗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人生追求和艺术理想。     

戴震义理之学的历史评价及近代启蒙意义

戴震在对经典考据及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从清中后期学界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其义理之学是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 ,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启蒙价值和意义。     

对京派批评的超越与继承--论李广田20世纪40年代的新诗批评

李广田是20世纪40年代一位重要的诗歌批评家。他的诗评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审美批评既有超越又有继承:在批评标准上,既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利性,又对诗歌的形式和诗性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批评的风格上,既以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见长,又包容了许多直观感悟和印象批评。李广田的新诗批评对京派批评的超越与继承造就了其独特性,并使之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与典型的京派批评相比,它在理论上多了些明晰和深刻;与当时单纯的社会历史批评相比,它又多了些灵性和美感。     

心境与自然的融合——古诗中的休闲意蕴

古诗中反映休闲的诗篇主要有田园诗、山水诗以及垂钓诗等.对这些古诗中的休闲意蕴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诗人在休闲中所留下的篇篇佳作,均是诗人当时心境与自然融合、情感与现实撞击的真实写照.由此诗人身心得到安抚、精神得以解脱和升华.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