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归去来兮辞》两个“归去来兮”的解释问题答复叶晨晖同志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分前后两个“归去来兮”叙述。泽陶按:两个“归去来兮”中的“来兮”二字,都是无意义的语助词。“归去来兮”,犹言“归去啊!”兮字作语助词解,众所周知,我不谈。现在我只谈来字的问题。清王引之《经传释词》云:“来、句末语助也。《孟子》:‘盍归乎来’,《庄子·人间世篇》:‘尝以语我来’,又:‘其有以语我来’,来字皆语助。”是其确证。     

《九歌》《离骚》中“予”字造成的错解试析

“子”字一般作自称代词和动词解，在《诗经》里有作语助词解，如“予望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倡予和女”。《楚辞》里也有作语助词的“予”，如“目眇眇兮愁予”、“芳菲菲兮袭予”、“全邻邻兮媵予”、“诏西皇使涉予”等等。先秦典籍盛行通假，“与”可作语助词、句末助词。“予”也可作语助词、句末助词。明确此项，对正确注释、翻译《诗经》《楚辞》有极大帮助，可以纠正其中的历史性错误。     

读书偶识

读唐人诗,偶有所得,爰成札记四则。一、“相”作语助词例《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按,“相”无义,仅为凑足字数,舒缓语气。兹举唐诗为证:贺知章《回乡偶书》:“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李白《长干行》:“相迎不道远,直到长风沙。”又《金陵酒肆留别》:“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韦应物《寄李儋、元锡》:“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李商隐《夜意》:“帘垂幕半     

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两个“归去来兮”

陶渊明《归去来辞》,前后用两个“归去来兮”。读者皆解为由彭泽县归去来,来字下,无注,当是解作来往之来。窃以为不然。来字是语助词,无义,与,《孟子·离娄篇》的“盍归乎来”的来字同。渊明《归去来》一文,篇首的“归去来兮”是在彭泽县准备回家时的口气;篇末的“归去来兮”是回家后在园中散步已晚,将回家休息时的口气。读者如果还不相信,请另外细看渊明亲手作的《归去来辞》和梁昭明太子的《陶渊明传》,就可彻底知道。我为一般读者方便,暂将《归去来辞》和《陶渊明传》的内容讲个大概如下:     

《诗经·国风》中“其”字用法研究

《诗经》的篇什中包含“其”的有很多,风、雅、颂中的篇幅皆有,总计“其”字出现了542次。由于“其”字在十五国风中的出现频率为最高,共出现了230次,这对研究《诗经》中“其”字复杂的用法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研究《诗经·国风》中“其”字作代词、副词、语助词等用法。     

“日居月诸”非“日落月出”补证

“日居月诸”语出《诗·邶风》之《柏舟》、《日月》篇,其“居”、“诸”前人莫不视之为语助词。然近年有文对此提出异议,谓“似宜解作实词”,“‘日居月诸’意谓日落而月出”。(见《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刊《“日居月诸”训释刍议》)斯论一出,即有李人鉴先生撰文指出:“居”有“落”义及“诸”为动词,均别无例证,况案之《柏舟》、《日月》“都完全讲不通”;至于后世运用“日居月诸”,语义已有所发展变化。其演变之脉络李先生已辨之甚明,足以令人信服。(见《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刊《关于“日居月诸”一     

试谈句尾“为”字

文言文中用于句尾的“为”字,多解释为“语助”“语末助词”“疑问语助词”或“语气词”。但也有另作解释或持怀疑的。《马氏文通》就说:“‘为’字有解作语助,不为义者;有解作‘有’字者;至解作断词,则见询问代字节;今皆解作介字,亦     

读《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印本三题

红学界朋友秦涛、杜春耕、邬小慧等 ,为纪念《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于 2 0 0 3年斥资在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重印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甲戌本” )。重印本在 2 0 0 4年问世。我虽然过去也读过“甲戌本”影印本 ,但正如冯其庸先生在“甲戌本”《题记》中所说 :“至今红学界和学术界的朋友要读此书 ,却成为难事。”因此我收到香港红学家梅节先生寄赠给我的“甲戌本”以后 ,我仍然从头至尾将该书细读了一遍。由于“甲戌本”第五册附录了几幅刘铨福和他父亲刘位坦的手迹 ,还附录了胡适先生当年购得甲戌本时原…     

“所”字小识

近读张觉同志《“恣君之所使之”中“所”字之我见》(下简称张文,刊《淮北煤师院学报》1991年第8期),颇受教益。张文分析了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观点:一是将“所”解释成“指示代词”,另一是将“所”解释成“疑问代词”,认为这两种看法“乃是一种误解”,从而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该句的“所”字应是语助词。我们觉得,张文对前二说的分析乃至结论都是正确的,但其新看法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语助词虽无实在的词汇意义,但必须有明确的语法作用。“恣君之所使之”中的“所”字到底起到什么样的语法作用,张文并没有明确交代。张文认为“恣君之所使之”的正确含义实为“恣君之     

“所”字结构格式探讨

“所”字是古汉语中用得既广且繁的一个词。《说文解字》云:“所,伐木声也,诗:伐木所所”。然而《诗经》今本皆作“伐木许许”。这是描摩伐木声音的象声词。今人康殷先生的《文字源流浅说》说:“所,金释所,象用斤锛斫门户之状,户亦声。本为动词。”这是说“用斤锛斫门户之状”是“所”的本义了;古书中又有“父去里所复还”(《史记·留侯世家》),这个“所”是表概数的数词;还有“爰得我所”(《诗经·硕鼠》),这个“所”是表示“处所”意     

读《诗》札记

王事教我(《坤凤·北门》) 王力《古代汉语》(以下省作《汉语》):“敦我和适我同义。”“适我,投给我。”按:《汉语》不用毛传训敦为厚,是对的。但从郑《笺》释为投掷,依然不对。据《经典释文》韩婴是训敦为迫的。又《常武》“铺敦淮濆”,韩亦云:“敦,迫。”敦训迫,义顺。《后汉书·韦虔传》:“以礼敦劝。”李贤《注》:“敦犹逼。”逼与迫     

句首句末语助句读论

一古书一般都不加标点,但有些句首句末语助词起到了标点的作用。如“也”“矣”用于句末,则“也”“矣”成为断句的标志。“乎”“邪”为疑词,则“乎”“邪”成为疑问句的标志。“夫”为句首发语词,则“夫”字前当断句。所以研究这类语助词的用法特点,对解决古书句读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淳子:投入 始终如一

人物简介:淳子:著名电台主持人、专栏作家;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过记者、编辑,现任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淳子咖啡馆》节目主持人。著有小说《新加坡往事》,散文《与名人约会》、《名人访谈》、《上海闲女》,文学随笔《张爱玲地图》,影视剧本《婚姻的故事》、《玫瑰玫瑰我爱你》等。曾作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解读张爱玲”。     

“我不如陶生”与“我生不如陶”

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第一首首句“我不如陶生”,宋景定本作“我生不如陶”。纪昀说:“于义应作‘我生不如陶’。然(第)四句乃有‘生’字,则原本固‘陶生’矣。此称未免生造。”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认为。“一本作‘我生不如陶’,此后人疑‘陶生’二字不类而妄改也。……今据渊明《饮酒》诗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下     

“风瓯”新释

苏轼《雨中过舒教授》“起听风瓯语”中的“风瓯”,陈迩冬先生《苏轼诗选》注为:“瓯,瓦制小盆、小盂之类。这里风瓯指建筑上瓦制铃铎之类。”此后注家多承此说。我认为这种解释尚可商榷。 何为“瓯”?《说文》:“瓯,小盆也。从瓦区声。”“瓯”本是盆盂类瓦器。这种瓦器可作酒杯,亦指深碗,又为茶杯。后一义在唐宋时代常用,如白居易《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     

诗词曲中四川方言例释(二)

朱居易先生在《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以下简称《例释》)里,把“住坐”一词解释为“鸨毋,虔婆,”这是不妥当的.在四川口语里,时常把“坐”字当“居住”的意义来使用.“住坐”是并列复词,与单用没有什么区分.川剧灯戏《裁缝偷布》中的裁缝出场后唱道:“我裁缝,本姓龚,坐居就在本城中.”“住坐”与“坐居”的意义,完全相同.下面再从一些古代作品中引出例句来研究.戴善夫《风光好》第二折:“小娘子,怎生在此住坐?”郑德辉《(?)梅香》四折:“奉     

《古本水浒传》并非古本辩

1985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蒋祖钢校勘的《古本水浒传》。校勘者在《前言》中写道:“在对它仔细研究后,我认为,它与前70回的作者为同一人。(按:指同为施耐庵)”“这是我们目前唯一一部署名施耐庵著的长达120回的《水浒传》。”在该书出版以后,一些报刊也纷纷报导,说它是“古本水浒”,但在我认真研读了该书后,发现《古本水浒传》并非古本,而只是梅寄鹤伪作的现代本水浒。兹辩析如下:     

现代汉语后缀语助词的数排式

本文讨论现代汉语表示“数”（ｓｈｕ）的典型格式──后缀语助词的数排式。文章以表里互证为基本内客，先讨论“数排”义与语助词标记的互证情况，再讨论“列举未尽”义与数排式前后成分的互证情况。最后，考察数排式的语用价值。     

娱乐广场

古代笑话搭配“同志,我要买一本《老年天地》。”“买它要搭一本别的书。”“搭配的是什么书呀?”“一本《儿童时代》。”松紧带甲:“这根带子恐怕太松!”店员:“不,系上去就紧了。”乙:“这带,太紧吧?”店员:“系一系就松了。”为何脸肿甲看到一个商贩鼻青脸肿,挑着担子快步走过,就问乙是怎么回事。乙说:这是个卖桃的,他曾向顾客发誓说:“我卖的桃品种名贵,个顶个的甜。要是不甜,你们往我脸上扔。”属于肉类甲:“8种副食品调价,怎么我去洗澡也涨了价呢?”乙:“你属于肉类。”10分钟与30年在收款处的窗口。交款人按捺不住说:“我在你们的窗…     

“竟陵版”《茶经》的善本形态与出版源流

“竟陵版”《茶经》是明嘉靖二十一年所刻的最早的《茶经》单行本.对其仅存的北京国图本(柯乔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杏雨书屋本的四种善本形态进行了比较,并结合其附刻对“竟陵版”《茶经》的出版源流进行了追溯:“柯乔本”为监察御史柯乔授意西塔寺刊刻并由鲁彭、童承叙承揽的官刻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是续用了“柯乔本”原雕版的私人刻本;杏雨书屋本是“竟陵版”《茶经》的万历续刊本.鉴于“竟陵版”《茶经》的底本为“百川学海”丛书本中所录之《茶经》,将“柯乔本”和“百川本”中的《茶经》正文进行了比较,发现“柯乔本”刊刻同时参照过“百川本”中的“华珵本”和“左圭本”两种版本.“竟陵版”《茶经》是历代《茶经》刊行的祖本,在《茶经》流变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