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粮食生产、贸易、价格波动与中国的粮食安全应对策略

对FAO全球176个粮食主产国的统计资料分析显示,1990年以来,世界粮食生产的长期趋势有二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人均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的国家多于人均粮食产量减少的国家,粮食增产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增加幅度也大大高于减产国家人均产量减少的幅度,世界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总体上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能源短缺和价格不断上涨、世界经济动荡加剧等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国际粮食贸易和市场价格波动剧烈,粮食安全风险在加大.因此可以断定:2007年中期开始的一轮国际粮食价格超常规大幅度上涨,应与全球粮食生产供给没多大关联,也即并非全球粮食生产失衡所致,而是能源大幅度涨价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增加、金融市场的炒作、生物能源对粮食的消耗和一些国家对粮食贸易的限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和金融市场炒作则是关健性因素,对不同粮食品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稻米的价格波动"异峰突起",远超过其他粮食种类,国际贸易形势相对严峻得多.与过去的30年相比,世界粮食市场价格底部已明显抬高,粮食市场平均价格将很有可能长期在高位波动运行.针对上述情况,我国迫切需要确立系统的粮食安全应对策略,包括努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合理的粮食自给率和粮食储备规模,尽快健全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和应急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央、地方粮食储备调节体系,规范地方储备粮管理,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特点,灵活调节粮食进出口数童,扩大粮食进口国范围,分散粮食进口风险.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取向及改革思路

农业补贴政策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发展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重点集中在粮食生产领域。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市场机制扭曲、补贴空间变小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国应逐步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各自的功能优势,建立以粮食目标价格为核心、以国家收储和种粮直接补贴为配套手段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粮食目标价格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旨在熨平粮价波动的市场风险;保留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水平,以均衡城乡居民收入;重新定位政府粮食收储功能,确保口粮安全。为避免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并为粮食目标价格实施创造条件,粮食补贴政策改革需要积极稳妥地采取"两步走"策略。     

资源配置视角下的粮食金融化研究

近几年来,国际粮食价格剧烈波动,我国粮食进口数量剧增,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粮食供需处于弱平衡。粮食作为大宗商品进入金融市场,表现出金融属性,粮食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为价格发现、投资投机和资源配置。粮食金融化进程经历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两个阶段,有效的资源配置会稳定粮食生产,提高粮食安全,而粮食财富化则会导致粮食价格扭曲,威胁粮食安全。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粮食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国际资本不断渗入并控制我国粮食产业,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安全应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了提高国家粮食安全性,可以采取加快土地流转进程,发展粮食金融,加强粮食金融市场监管,提高粮食调节能力等相关措施。     

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

全球粮食价格的不断攀升,引发了世界粮食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粮食安全既面临机遇,也面临着挑战.调查显示,粮食生产能力下降问题已日益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面对国内外粮食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只有把仅仅满足于国内需求的"口粮农业"上升为服务于国家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实行高财政补贴政策以支撑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从而将强有力的粮食生产能力转化为强有力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才能真正掌握中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波动性分析及政策建议

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1978—2008年其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平均为30.33%。本文运用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相关数据,采用粮食生产波动指数对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波动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78—2008年中部地区粮食产量在波动中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并且具有波动频繁、周期短、幅度大等主要特点。针对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波动的特性,系统分析了政策导向及粮食价格、耕地总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农业物质和技术投入、粮食流通体制等经济社会因素对中部地区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结合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实际,提出了稳定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基于粮食金融化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粮食消费结构变化的双重影响,我国粮食供应缺口不断增大,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新形势下粮食安全形势堪忧:快速城镇化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都会减少粮食生产规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提高粮食消费数量,国际贸易新规模可能影响到粮食进口。粮食金融化会从粮食生产、流通、加工和贸易四个方面影响粮食供应。发挥市场对粮食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完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者利益补偿机制,引导新型粮食生产单位对冲粮食价格风险,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利用贸易新规则稳定粮食贸易价格和数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要举措。     

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粮食价格长期均衡的影响

本文在对近年来我国粮食价格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利用VAR模型对我国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认为,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显著冲击作用,并呈现出“蛛网理论”所说的周期性波动冲击；粮食补贴、储备和进出口政策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方向、周期和程度都不一样,并且三种政策存在一定的“抵消”效应；大豆价格波动的政策冲击效果与小麦、稻米、玉米不同,应该进一步考虑粮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问题,更多采用市场化手段对粮食价格进行调控,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来保供应、稳粮价.     

基于粮食安全背景的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关键性影响因素研究

粮食企业"走出去"既是中国政府支持的农业国际化发展战略,也是在国际市场上备受争议的粮食产业投资行为.中国粮食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需要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政治风险与同业竞争压力.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探寻中国粮食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如何应对复杂投资环境与开展竞争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为此,笔者设计出<粮食安全背景下的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以获取样本信息,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所得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综合因素评分判别与提取影响中国粮食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并阐释其经济意义.     

中心城市粮食储备体系研究

基于发挥粮食储备环节在中心城市粮食安全保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建立以储备类别、储备规模、储备结构、储备布局和储备运作为要素的粮食储备体系,通过对中心城市粮食储备体系各组成部分的运作思路进行探讨,以便对中心城市的粮食安全保障工作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与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基于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观察

以玉米与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为突破口的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破解粮食“三高”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但是，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对粮食安全保障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短期冲击效应明显，长期稳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粮食市场波动明显加剧，粮食生产者面临着较强的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玉米高库存问题得到扭转，但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在需求刚性增长约束下进口数量激增，进口安全风险防范压力明显增大；粮食生产者直接补贴政策存在溢出效应，粮食生产者支持政策有待完善。新形势下，应加快粮食安全保障顶层制度设计，健全粮食生产稳定机制，完善国际粮食进口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粮食产业安全保障机制建设。     

转轨中粮食政策变迁及其市场制度关系的形成——1998年以来"粮改"的进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1998年以来粮食政策改革及其市场制度体系的确立研究发现,解释政治学关于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观念因素与转轨经济学对影响转轨条件和策略的因素是不可分离的,两者之间可通过政策决策层对不同政策目标的优先排列顺序的选择以化解转轨中的各类阻力因素而内在地联系起来.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解释因素结合起来可以加深对市场化转轨进程中市场制度运转的条件和逻辑的理解.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关键的阻力因素不仅来自于政策改革与市场制度关系形成中利益受损者能否得到有效的补偿,而且也可能直接来自于政策决策层对特定政治或价值目标的追求.     

粮食金融化的实质及应对方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对我国来说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目前,整个社会的金融化、虚拟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非常迅速,粮食金融化日益显现,很有必要对其予以关注和研究,探究其实质。基于粮食金融化将导致粮价波动风险、助推通货膨胀、加剧收入不平衡、增加宏微观风险和引发粮食金融危机等不利影响,我国应对粮食金融化的发展,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市场,争夺大宗粮食商品定价权,建立有关粮食金融政策,培育金融化的粮食龙头企业,大量提供急需、有效的公共性金融产品,促进农民增收。     

粮食“软法”:与中国《粮食法》并进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需要自然因素、技术手段、经济手段、制度手段等的综合发展。其中,制度手段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引入"软法"概念,提出通过粮食"硬法"与"软法"的结合,尤其是中国《粮食法》与粮食政策并进,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制度创新。粮食"软法"的提出,有助于实现公共治理、私人治理与第三方治理的有机统一,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是一种理论贡献。     

粮食流通体制变迁中的政府逻辑:一种路径依赖的视角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粮食为依托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几经反复,也备受关注。问题与症结究竟何在?本文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从社会意识的刚性束缚、政府目标的多重性与模糊化、政治的集体本质等三个方面来展开分析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的政府逻辑。本文认为,典型的政府逻辑将粮食流通制度设置锁定在某种状态中,限制了对其进行有创见性的制度创新。换言之,一旦踏上某一特定路径,各利益主体就具有强烈动机沿着这条路径继续走下去。     

基于VAR模型的各类粮食国际价格波动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阐释了各类粮食国际价格波动间的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有:各类粮食国际价格波动存在明显相关性,来自稻米的冲击对各类粮食价格波动具有持久负向效应,小麦和高梁冲击具有持久正向效应,但高梁冲击对稻米价格波动的正向效应很小,玉米和大豆冲击除分别对稻米和玉米、高粱价格波动具有持久负向效应,对其他则有持久正向效应；各类粮食外部冲击对价格波动的贡献度不同,小麦冲击对稻米、小麦、玉米和高粱价格波动的贡献度最大,稻米冲击对其自身及小麦价格波动的贡献度较大,玉米冲击对其自身及高粱价格波动贡献度较大,大豆和高粱冲击对其自身价格波动的贡献度最大.     

中外粮食政策比较及启示

世界各国由于受自然环境、人口状况、社会制度及经贸方式等诸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其粮食政策不尽相同.粮食政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人民生活,以至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对一些较为典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政策进行分析、比较,以求对我国粮政策的制定和正在进行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借鉴意义.     

我国原粮与杂粮价格的趋势周期差异分析

粮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其价格波动对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很大,也历来受到政府部门和学者的关注。杂粮由于种植面积少、种植地区特殊、产量低、市场化程度高等特征,与原粮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与波动趋势上存在很大区别。本文通过对2000-2012年我国原粮中有代表性的稻米价格和杂粮中有代表性的绿豆价格进行趋势周期分解,比较分析发现:由于国家对属于人民必需品的原粮实施较强的宏观调控政策,原粮价格受到季节因素、随机冲击和周期变动的影响较小;而杂粮价格则由于其量少的特殊性容易受自然条件、偶然因素冲击和周期变动影响,频繁出现大幅下降或者上升。另外,原粮价格波动的平均周期长度在3年左右,且每个完整周期的持续时间较为均匀,规律性较强;而杂粮每个完整周期的持续时间差异非常大,规律性不强。     

世界政治中非国家主体的地位与作用

全球化的进展正在使以往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国际政治正在向全球范围和更大规模的多元世界政治转变。正在建构中的世界政治体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量非国家主体的出现和超国家体系的形成。非国家主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相对提高,是与国家主体的地位、作用和能力的降低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相对关系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非国家主体会取代国家主体。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既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有时又处于对抗关系,单纯强调任何一方的优势地位都是不正确的。     

粮食波动及其传导过程的实证分析

粮食产量的周期性波动是长期以来困扰着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粮食波动的周期与特征、波动的成因、波动的传导与放大过程几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波动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平抑粮食波动的对策思路.一、粮食波动的周期与特征研究粮食波动首先离不开对粮食循环波动周期的科学界定.粮食产量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运动过程,它表现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出现.通常,我们把粮食产量由一个谷底到下一个谷底,经历一次扩张和衰退的过程视为一个周期.粮食产量的扩张与衰退是个相对的     

中国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进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已经经历了数轮改革。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是 粮食流通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期，１９９３年所实施的粮食价格与经营的全面放开是迄今为止 力度最大的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而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则是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的调整期，１９９８ 年开始以“四分开一完善”和“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改革实际上是在国民经济 市场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的背景下，政府对粮食流通系统实行的严格管制。在２１世纪初的开 放经济条件下，需要建立规范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多元化的粮食流通体系、专业化的农业保险 体系、高效率的粮食供求调控体系，从而形成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以促进粮 食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