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政与民俗事象的消长──古代京都赋文化指向蠡测

朝政和民俗都属于社群文化范畴，但其性质又有明显的区别。朝政是制度化的，比较固定，民俗却富于变化。朝政受礼的制约，而民俗则随意性较大。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京都赋在涉及朝政和民俗事象时，因所处历史阶段和作家价值观、审美观的差异，对朝政和民俗事象的取舍标准也多种多样。朝政与民俗事象在古代京都赋中或分或合，此消彼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一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是京都赋的奠基之作，这两篇作品从总体上看，既有朝政的展示，又有民俗的再现。可是，如果把作品的西京部分和东京部…     

从皇居到民居——论唐前京都赋的变迁

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尊王传统,传统地理观念以皇居为中心."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可谓是京都赋的创作主旨.皇权逐渐隐去,众生浮现,当文人从俯瞰的角度转为平视,更能发现日常生活的点滴乐趣.都城不仅是皇帝的居所,更是平民百姓生活的舞台.京都赋的作者逐渐将写作重心放到民俗风情.从皇居到民居.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趋势,也是京都赋变迁的轨迹.     

王维应制诗与盛唐帝都文化

有"天下文宗"之誉的王维是开元、天宝时期都城文化的核心人物,其应制诗从物质、制度、审美等不同层面,描写出8世纪中期盛唐雍容华贵的泱泱气度,百夷来朝的帝国威仪,普天同庆的盛世风貌,雄浑秀雅的审美风范,是以皇室、天子为主导的盛唐帝都文化的生动写照,具有艺术和文化双重价值。     

汉晋京都赋的史学传统

汉晋时期班固、张衡、左思三位京都赋作家均具有出众的史学素养,而深厚的史学功底正是完成京都赋庞大文学架构所必备的学术支撑。“国都”类京都赋的史学传统早在东汉早期即由史学家班固奠基,其《两都赋》与其两汉史书的写作互相呼应。《二京赋》在题材上踵继《两都》,秉承了班固所开创的“文史结合”的京都赋创作思路。至魏晋时期,左思《三都赋》在继承班、张“征实”思想的同时,使京都大赋的写作更具有兼顾史、地的学术价值,并且在无形中将“国都”类京都赋与“乡邑”类京都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立了京都赋文学的新模式。     

楼兰国都与古代罗布泊的历史地位

楼兰国都与古代罗布泊的历史地位王守春楼兰古城由于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它的诸多历史地理问题，包括它的历史地位和兴衰变迁，一直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近年来，新疆考古界对楼兰古城为中心的罗布泊西北侧地区诸多地点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对梁治平《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的思考

梁治平先生的《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一书考察了“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五个关于中国古代致治的观念，是近年来从观念史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政治的代表性著作。“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今人面临的许多纠葛与古代观念的延续不无关系。接受了新观念的人未必抛弃了旧观念。就此而言，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些“旧社会”的“新人”和“新社会”的“旧人”。     

千年帝都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与洛阳学研究

地理位置和自然人文条件对城市发展,特别是都城建立和发展具有加速或者延缓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洛阳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年帝都,优越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居"天下之中"的独特优势,"河山拱戴"的战略地形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是洛阳成为千年帝都的先天条件;丰厚的中原文化积淀,特别是包容文化的形成、传承和创新,是洛阳成为千年帝都的文化保障。北宋以后,洛阳以及中原地区之所以逐渐衰落,与中国宏观地理格局变迁和人文环境的变化直接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洛阳成为中国工业重镇,焕发出发展活力,仍然与其地理背景和人文环境关系密切。伴随着改革开放与中原崛起,洛阳学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研究洛阳学,研究千年帝都形成、演化、发展变化规律以及源于洛阳的包容文化,可以较好地阐释为什么全球四大文明发祥地只有中国传统文明在包容文化氛围中传承至今,而且一直具有很大的韧性,具备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支撑这种传承发展能力的包容文化,在中国推动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的新的全球化过程中,特别值得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进一步弘扬,是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的支撑学科。     

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

<正> 汉代最宏伟的诗篇是京都长赋。在萧统和其门客所编的《文选》中,赋被排为第一种文体,而赋的第一类即为“京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又被列为首篇。萧统如此看重京都赋,大概是吸收了著名理论家刘勰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认为,赋中类似以京都、宫殿、苑囿、畋猎为主题的篇章,其功用是“体国经野”。这一叙述,本来自《周礼》首章《天官冢宰》,它反映了赋的思想,即不管什么题目,赋最关心的是国家,广而言之,就是王朝和帝国。因此有关京都的赋比有关游历     

唐朝宰相的地位和职权

<正> 宰相,是我国古代最为显赫的官衔,是君主领导下的政府最高执政官。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宰相“与元首而同体乃谓之股肱,秉邦国之会要乃譬之钧轴”。儒家一向把圣君与贤相并提,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太平盛世的首要条件。这都说明了宰相的重要性。宰相一职,在我国古代的官制结构中,居于首要地位。宰相制度是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确教学中心论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

教学中心论,是指英语教学过程中两个主要因素之一,教师或学生为中心的理论。在英语教学课堂上,传统的教学法是以教师为中心(teacher-centeredness),上课老师“满堂灌”,学生拼命记笔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积极性,所以受到了很多专家和教育工作者的批评。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 由于交际法教学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学生中心论(student-centeredness)很快就流行开来。学生中心论指的是学生在课堂上取代教师的中心地位,学生参与并决定课堂活动和设计,课堂以学生的交际活动为主。实践证明, 这两种中心论在英语教学中都是行不通的。近年来,不少国内外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教学中心论——学习中心论(learning- centeredness)。学习中心论指出,虽然教无定法,但不管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和促进学生的学习。学习中心论点明了课堂教学的中心任务,明确了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和作用,可以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教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