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哈跨界水资源争端：缘起、进展与中国对策

跨界水资源利用和分配逐渐成为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跨界河流争端对中哈双方不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并且包含政治、经济、人文和自然保护等方面的综合问题。为此中哈两国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中哈跨界水资源争端的缘起和影响跨界水资源问题的七个因素进行分析,回顾与总结中哈两国近20年来的谈判进展及成果,并就中国的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进程、机遇与深化路径

中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以联合委员会为平台,在水文信息交换、水质保护、水量分配、水利工程合作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中哈两国政治关系的提升、环委会的积极配合及“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政策的支持是推进中哈跨界河流合作的主要因素;同时,中哈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制定切实有效的水资源分配规则,深化跨界河流环保合作,重视跨界含水层条约的签订,构建系统的跨界水合作制度以及多元化的水争端解决方法体系,并提升国际话语权引导国际舆论等是应对挑战,实现中哈跨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     

国际法庭在跨界水资源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以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目案为例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短缺,跨界水资源纠纷越来越多,国际法庭必将更多地参与其中。评析国际法院在解决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目案中的作用,可以发现国际法庭有时不能正确认识和区分法学追求正义之理想同法律应当寻求消除实在争端之间的关系。因此,水道国在解决跨界水资源争端时,需要就是否适合选择国际法庭作为争端解决方式,以及如何选择适用于解决争端的法律作出谨慎而明智的选择。     

印孟跨界水资源争端及合作前景

印孟水资源争端由来已久,水资源纠纷一直是困扰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印度政府以往的霸权主义作风、印度地方邦政府的掣肘、孟加拉国内对印政策的分歧等是影响两国跨界水资源合作难以推进的主要因素。但目前印孟跨界水资源争端的解决已出现一些有利因素,双方政府态度的转变、印度对多边合作方式的逐步认同等都可能使两国间水资源争端得以妥善解决。     

论跨界水资源管理的核心问题和指导原则

跨界水资源管理关系区域和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及和平安全等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课题。学界关于跨界水资源管理的论述可谓不少,都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也存在管理核心问题界定不明等缺陷。文章通过对跨界水资源管理的实证分析,初步探讨了当前跨界水资源管理在核心问题界定和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跨界水资源管理应围绕"水质"保障和保全、"水量"评估和分配以及流域"生态养护"问题展开制度构建和原则设计。     

国家主权视阈下跨界水资源冲突与合作法律理论的重构

基于其"共享自然资源"的法律属性,跨界水资源的水权性质应界定为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其不是跨界水资源主权,更不是基于国内物权理论构建的跨界水资源所有权,应当属于流域各国对跨界水资源的一种公权性支配。限制主权理论因忽视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在实践和理论中都面临着困境而应被摒弃。随着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法律化,在明确跨界水资源的主权所有权的前提下,共同利益理论作为解决跨界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的根本解决途径,应从跨界水资源保护相关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两个维度予以构建,与之相关的要素主要包括主体、制度、程序等方面,这也是未来跨界水资源理论发展的新课题。     

跨界污染争端避免机制的相关理论问题初探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都表明,在应对跨界污染争端时,如何避免它比如何解决它更加有意义。争端避免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方法和程序的运用,预防和避免可能导致争端的情事的发生。传统的机制应对国际环境问题的不足,以及国际环境法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发展,为国际环境争端避免机制产生的基础。跨界污染争端避免机制包括国际法的基础、具体方法和程序以及特定机构三个要素。     

中国开发利用跨界河流的国际法理分析——以中哈跨界河流为例

国际社会对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一直存有非议。无论根据一般国际法还是特殊国际法,中国目前的开发利用都于法有据:国家主权原则是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最重要的国际法依据;中哈利用和保护跨界河流的双边协定是中国开发利用中哈跨界河流的直接法律依据。中国目前的开发利用符合国际水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与国际环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我国国际河流的争端解决之路

随着水资源短缺、水质量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国利用国际河流的竞争愈演愈烈,从而加剧了可能产生的分歧与争端。目前争端的解决主要采取国内私力救济和外交手段,但是单纯依靠友好的政治关系,不能实现国际河流的最佳利用,也不能避免跨界水纠纷的发生。国际河流不可分割的自然属性,跨国的政治属性,要求流域国之间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对国际河流的科学管理和利用,综合利用国际合作手段、组织手段、条约手段、外交手段等才能谋得国际河流争端的解决。     

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的柔性特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运用柔性战略管理框架,以跨界淡水资源争端数据库（TFDD）中国际河流涉水合作协议为样本,从合作治理议题数量、合作治理组织管理层次数量与管理机构数量、合作收益（成本）分配（分摊）模式类别等方面分析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的柔性特征。研究表明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治理具有明显的柔性特征：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中,流域国主要选择柔性化的多元化涉水合作治理战略,更倾向构建层级适度、机构精简的合作治理组织;同时倾向采取更灵活的选择性激励模式以体现“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     

跨界水资源利用的事先通知义务——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为视角

乌拉圭河纸浆厂案是国际法院对环境事项进行管辖和裁判的新近重要案例。争议围绕乌拉圭单方面在界河边授权修建和运营纸浆厂是否违反了乌拉圭和阿根廷关于界水利用的条约而展开。乌拉圭是否违反界水利用的事先通知义务,是双方争议和法院裁判的一个焦点。国际法院作出的裁判有助于加强事先通知义务在跨界水资源利用中的习惯法地位,也对跨界水资源丰富的中国开发利用跨界水资源的活动提供了若干启示。     

超越“稀缺—冲突”视角:中印崛起背景下跨境水资源问题

"稀缺—冲突"视角是解释跨境水资源与国家间关系的经典范式之一,但通过对有关国家间解决跨界水资源冲突形式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跨境水资源问题的概率往往很低。相反,跨境河流为相邻国家提供了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本文认为,鉴于中印共同崛起的非冲突性和非排他性,中印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关键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拥有足够强大的政治意愿。从长远看,中印在水资源等功能性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将有助于弥补中印间长期存在的战略信任不足问题。     

跨界水资源开发中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研究

跨界水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往往会给水资源本身及相关国家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作为规制跨界水资源使用、保护和管理的国际法分支,国际水法应当确保水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使用,避免对水资源和有关国家造成重大损害,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1960年代率先在国内法上兴起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如今被纳入到国际法的若干分支之中。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措施,环评程序有助于国际水法上实体和程序责任的实施,并对保障跨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水法上的跨境环评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具体实施也主要依赖国内的相关立法和实践。     

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目前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软法性文件推进着跨界地下水国际立法议程,在该议程中水资源一体化管理的理念逐渐得到体现和遵循,跨界地下水专门性立法和跨界含水层管理机构的建立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将跨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纳入立法议程,并在相关国际、国内立法中遵循一体化管理的原则。同时,针对跨界含水层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国应进行跨界专门性地下水立法,并建立专门的跨界含水层管理机构,以此促进跨界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国际河流水资源争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水资源被视为一种战略性资源,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国际河流共享国之间因国际河流水资源产生的争端与日俱增。其中,流域各国国内需水供不应求、国际河流不合理开发和分配、国际河流水污染严重以及国家领土主权意识增强等现象是水争端现象产生于河流共享国家间的原因。水资源争端具有涉及范围广、影响因素多样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水资源争端对河流共享国之间的政治、流域各国的经济以及国际社会的和谐、稳定等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冲击。     

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批判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自刊出至今引起广泛争议,包括欧洲的社会历史学家和非欧洲的社会历史学家都参与到讨论之中,德国特里尔大学Andreas Gestrich在总结各种争端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对哈氏的理论展开批判,并以卢曼的社会分化理论作为可替代方案整合各种哈氏理论中存在的困难,这一替代方案在解释公共领域时也存在深刻的问题,因此运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对Andreas Gestrich的观点加以批判和建构是必要的。     

川渝地方政府长江上游跨界防治水污染问题研究——基于“公地悲剧”理论的视角

新时代背景下,跨界水污染治理问题已成为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2019年四川省和重庆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文本分析,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城市面积和人口数量与水污染排放主体呈现正向增长趋势;城市产业的数量与水污染治理难度呈现正向增长趋势。将长江上游作为水资源"公地",将川渝两地长江上游地方政府作为"水资源使用的主体",运用"公地悲剧"理论构建逻辑框架,分析川渝地方政府长江上游跨界防治水污染面临的问题:地方政府"经济人"特性扩大跨界防治张力,水资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加剧地方政府的竞争,长江上游的跨界及竞争场域增加防治的难度。提出加强顶层设计,落实责任;严格依法治理,提供保障;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推进;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支持;建立第三方评价考核机制等跨界防治水污染创新路径。     

我国水市场研究述评

在世界水资源日益贫乏, 水资源利用效率日益低下的情况下, 用市场手段来配置水资源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 我国学者也对如何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建立和完善水市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就近年来的研究作了简要的述评, 并论述了建立完善、高效运作的水市场必须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指出了今后我国水市场研究的重点问题。     

国内学术界关于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分歧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关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对跨界民族与跨界民族问题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上仍存在模糊和难以统一之处。对相关问题的科学界定和合理解读,不仅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跨界民族政策体系至关重要,也是跨界民族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特点及和谐价值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具有即冲突又合作的特点。我国是一个跨界族群众多的国家,随着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日益增多,其在促进地区稳定、推动国际交往与合作等方面的和谐价值也日渐体现。在当前构建多族群国家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充分研究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和谐价值,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