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规中的商业道德准则--以碑刻资料为据

清代作为半封建与半殖民地社会,尽管依然是重农抑商,但是由于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同时外国入侵,国门被迫打开,所以商贸活动显著增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商贸的繁荣,商人承袭传统商贸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和借鉴西方商法原则.形成了独特的包括秩序、诚信、竞业禁止、利益均沾等原则在内的一套商业道德准则.从碑史资料中记载的行规可见一斑,它对清代商贸活动起到导向、规范的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商业道德、法规有一定参考意义.     

辣椒在湖南的传播及其影响

根据随机抽取的清代地方志资料,辣椒最迟在康熙年间便已传入湖南,最先可能受到了湖南西部地区人民的厚爱,然后渗透至全省各地。辣椒在湖南的传播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湖南的自然地理适宜辣椒的种植、栽培,二是辣椒自身的功用和特性使其成为湖南人民的食物来源,三是明末清初的移民大潮送来了辣椒的种子和栽培、烹调等技术。辣椒的传入,形成了湖南人的嗜辣情结,对湖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前期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以湖南为例

清代前期,湖南频繁发生自然灾害,类型多样,空间分布广。多发的自然灾害使湖南粮食生产受到重创,农业区域人口大量流失,阻碍了当时湖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清代潮汕商品经济发展研究

由于朝廷开放海禁,清代的潮汕地区潮人依靠优越的港口条件和经商传统,率先从事海上贸易而且发展迅速,因而在潮汕区域社会中,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商品经济现象。潮汕地区整体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不仅内外商贸非常活跃,同时带动整个区域的手工业、农业生产都与商品经济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从而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清代西藏城市体系变迁及其空间特征研究

西藏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因而城市体系具有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特殊性.清代前中期,西藏城市主要分为前藏、后藏、阿里、康藏四大区域,并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日喀则、昌都、噶大克为次中心,各宗所治为第三层级的区域城市体系.西藏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城市多集中于河谷地区,二是城市与城市之间距离甚远,多沿陆路交通线分布,为交通要道的节点和商贸中心.     

清代"京羊路"交通运输条件分析

京羊路是以归化为起点、以北京为终点的以活羊为主要运输物资的牲畜运送交通线,在传统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北农耕民族商贸道路的基础上形成,至清代已成为拥有多条线路、多个贸易点以及多种商品流的要道.这条商路主要运送的物资为活羊,故京羊路在交通线路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运输方式与障碍等方面与一般交通线有很大不同,并且在蒙汉贸易、民族交流以及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浅议清代家法与国法的关系

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法性著称,宗法原则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清代,家法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前代,成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必不可少的工具。本文从国法与家法内容设置和执行范围的不同,分析了家法与国法相互支持、互为依靠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形成这种情况的政治经济原因,并且肯定了家法对巩固清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政权的作用。     

我国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及语言属性——兼论洋泾浜英语与商务英语的关系

盛行于我国清代通商口岸为涉外商贸服务的"中国洋泾浜英语"(CPE),就其词源及辞书释义、形成及用途、教学及读本内容、使用者的职业等而言,就是我国早期的商务英语。CPE产生于早期中西商贸语言接触和语言混合,经历了广州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两个主要发展阶段,是近代中外商贸交往中不可或缺的商贸通用语、混合语和有限的二语习得。     

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历史文化景观研究

自元明以来,黔西南地域就是中原进入西南边疆的国家官道之咽喉所在。为守卫和保证其畅通,明清中央政府都实施了强制性“军屯戍边”和移民政策,导致黔西南的移民达到黔省之最,外来商贾也云集黔西南地域从事边疆商贸,商贸文化景观遗存就是当时当地商贸经济高度发展的直接体现。本文站在历史文化景观的角度,采用古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方法,分析清代黔西南地域商贸历史文化景观出现和变迁所反映的清代黔西南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实施的国家化战略,同时对其未来的保存提出建立“历史地标”保护系统并建设地方商贸文化博物馆的建议。     

春秋战国时期的开放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政治上 ,社会氛围宽松自由 ;经济上 ,跨地区商贸活动频繁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高潮 ;思想上 ,百家争鸣 ,十分活跃。这种开放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前半叶延边地区经贸初探

延边地区的经贸有较长的历史,其中,输出多为土特产、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输入多为生活用品及工业制成品是清末延边地区经贸的基调;民国时期的经贸比清末时期有大幅度提高;伪满时期,由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延边地区的经贸彻底被日本所垄断。     

明代苏州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

明代苏州,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与发展,城市日趋繁荣,不仅成为江南地区政治与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之一和商业大都会。在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激增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如何加强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成为统治集团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清末民初上海零售业态变迁原因简析

清末民初的上海,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零售经营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由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工业的增长、贸易的繁荣、人口的增加、消费观念的改变使得近代上海成为零售业态变迁最为剧烈的城市。环球百货业的兴起是这一时期业态发展的突出成就。     

简析唐中后期扬州城市工商业流动人口

唐代城市工商业流动人口是唐代一个闪烁的亮点 ,这些流动人口与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扬州作为唐代中后期一个曾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典型工商业城市 ,其工商业流动人口状况因其频繁的内外交流而较为典型 ,城市发展也颇具代表性     

洪江古商城商道文化遗产及其保护

洪江古商贸城是一座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史料大全的活性博物馆。其鲜明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价值体现在:历尽沧桑的古城水脉,自然的扇状空间结构,蕴含商道文化的街区景观,《清明上河图》的活版本,颇具商道文化色彩的明清建筑,极具传奇色彩的商道轶事传说。因此,对洪江古商道文化遗产应进行有效的保护。     

清代中朝之间的使行贸易及影响

清代,朝鲜使团利用到北京朝贡的机会同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其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政府间的贸易、同中国商人的贸易和同普通市民的贸易。使行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行贸易带动了中国辽东运输业的兴起,促进了商路经济的繁荣;也刺激了朝鲜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朝鲜方面对部分商品的需求。     

论清代陕西回族经济生活变迁原因

有清一代陕西回族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前经济结构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和商业,农业经济活动日臻完善,达到相当规模。起义失败后演变为以商业为主,兼营畜牧和农耕。导致这种变迁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汉族在经济上对回族的依附。从回汉经济结构互补到汉族对回族经济上的过分依赖,极大阻障了回族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二,回汉民族关系的紧张。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日显窘迫,加之清政府“护汉押回”政策影响,使得回汉两族人民关系紧张。第三,伊斯兰教推崇商业的精神和鼓励经商的思想,无不渗透于回族社会经济生活中,对其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     

略述唐代营州的经济

营州是唐王朝在东北地区的重镇,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营州农业发展并不落后,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营州农业的深耕细作,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营州农业的发展。营州地区多民族杂居生活,畜牧业比较发达,尤以养马业最为兴盛。营州的手工业以制陶业为主。唐代营州商业发展很快,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营州与西方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唐王朝发展经济的政策和营州重要的地理位置客观上推动了营州经济的发展。朝阳地区出土的唐代文物,为我们研究营州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策彦周良两次入明朝贡与海禁

明嘉靖年间日僧策彦周良两次渡海入明朝贡的经历,证见了明朝廷对日勘合贸易的某些政策,以及浙东沿海倭患和海禁情状。对此,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舟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环境状况之一二。     

论明末清初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机遇

明末清初,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国内市场初步形成,人们对商业与贸易有了较深的认识,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许多国家都有开展对华贸易的强烈愿望,中国的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海商实力非常雄厚,历史给了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难得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