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历史呈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位具有自觉的民间立场的知识分子。以农民利益为本位的价值立场和以民间文化为本位的文化选择,使他对自己担负的文化使命有着相当的自觉。不管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民间的声音。在赵树理创作生涯中有两个关键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到60年代。其中,40年代可称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凸显"时期,50到60年代可称为其"民间立场的坚守"时期。     

文化意识观照下的贵州小说

贵州作家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此种迹象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既是对此前贵州小说创作的一个突破,又奠定了90年代贵州小说发展的基础,意义重大.本文有鉴于此,特对80年代后半期的贵州小说作一回顾和论述.众所周知,1985年,文学界已经呈现出异彩纷呈,多元发展的态势.各种新的观念、新的手法涌入文坛,以至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批评家们已再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语词来概括当时的文学现象.这一年,不仅以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民族文化派作家的寻根小说崛起了、刘索拉、徐昆等人的新潮小说也在此时推出,市井小说、纪实小说、主体意识十分强烈的感觉派小说、自称“玩儿”的小说、性小说、乃至不打标点符号的小说等等,都已出现.这股迅猛发展的文学主潮,无疑地与当时掀起的“文化热”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贵州小说作家以自觉的文化意识观照生活,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新的超越,并且将整个贵州小说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

"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她的发生发展与西方小说的引进介绍不可分,但她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更不容忽视.现代小说生成之中,其小说结构形态(文类)的形式背后,也联系着宇宙观、人伦精神、"士"阶层特征、"逍遥"人生的自由追求等诸多传统的内涵.最重要的是,现代小说家一方面自觉地对传统进行着创造性的转换,一方面在其创作中始终抹不去一种传统精神的保留.因而,她昭示了现代小说中国化的某些本体和核心命题,以及"五四"小说现代性究竟是如何再造传统和精神延续的.     

创伤的言说：迟子建小说中创伤型人格探究

创伤经验的言说是迟子建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从中透视出其小说的审美价值。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分为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与之相对应，也形成对创伤修复的三种方式。从个体创伤与审美修复、集体创伤与共同记忆塑造、文化创伤与文化反思等三个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进行阐释，全面呈现出迟子建小说创伤维度具有的深层意蕴。在创伤型人格的塑造中，迟子建对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经验感悟油然而发，也体现出迟子建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迟子建小说创伤型人物的塑造，秉持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创作宗旨，每个创伤人物最后都会获得创伤的修复，从而让人们在悲伤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追寻失落的人性美——论迟子建的小说

人性一直是迟子建小说中刻画的重点,自踏入文坛起,迟子建就将目光对准民间的人性,她关注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坚持"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1。她相信"善是一种生活状态"2,现实中的丑恶与不堪是由于人性美的失落。迟子建以其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对生存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生活的温情主义,实现了对人性美的追寻,她的小说中传达出的是浓浓的温情与爱意。     

文学场域二律背反的哲学建构——基于迟子建小说创作视角

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影响广泛。其多元而立体的文本世界,持续聚焦大与小、城与乡、冷与暖的哲学“榫卯”处,以透视社会的自觉意识和富有全局观的逻辑选择,解析人间大爱的现实密码,见证城乡错位的困惑“游离”,探寻冷暖转换的生活热源。小说充满二律背反辩证关系的哲理追求,多维度敞开寄托希望的生命通道,创造出文学世界观和艺术方法论的新境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存在,实现了文学高品质价值的哲学性突破。     

略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本土化流变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一直在进行着本土化的努力与探索,且发生了一系列的流变.总体来说,1980年代的文学思潮是向西的.和现实生活脱节,过分西化,对民族文化错误认知,是1980年代本土化创作的症结,成为其创作的瓶颈.1990年代,作家们开始反思1980年代以西方文学为标杆,一味向西方学习的行为,创作上开始回归本土.进入21世纪,文学本土化成为了作家一种有意识自觉的关学追求.新世纪的本土化创作显示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和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女性小说书写中的“以译代作”——兼论中西文化交流早期的一个倾向性问题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出现了"以译代作"的文本,它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语境中新文体诞生初期的一种文学产物。当时一些女性在创作时,受到西方文学作品中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西方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经历了由摹拟西方小说到"以译代作"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深入发展和女性作家对西方小说阅读的深入密切相关。她们以阅读、翻译外国小说为手段,经过移植、过滤与改造,生成一种新的文本,并表现出本土化的特点。"以译代作"在思想观念上对近代女性小说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和启蒙意义。它拓宽了向西方文学学习的渠道,有利于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此现象也曾出现于五四时期的新诗创作中。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近代早期一些史地著作中亦见端倪。"以译代作"现象的出现,既是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代知识精英积极、主动地追求真理、学习西方的自觉的行为方式,又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拓展文化/学术视野、促进本土文化/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     

从“北极村”到“地球村”的灵魂时空——迟子建小说的文化人类学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生命的精神憩园,是人类话语和文明积淀的重要基因和元素。置身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迟子建的文学创作,自觉站在文化人类学的精神高度,构建起"北极村"与"地球村"的独特的灵魂时空,以一种民族叙事的历史观和对时代生活的洞悉能力,在小与大、城与乡和生与死的哲学"榫卯"处,捕捉并解剖多维社会形态和世相众生,探寻历史表象背后人类生存的人性和灵魂变异,深情地表达对生命的无限尊重和牵挂。迟子建小说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是当代文坛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她宽厚而深沉地面向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之维,在中国当代生活的历史现场,挚情地守望和传承着人类文化的光芒。     

“海洋”与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树下》到《群山之巅》

迟子建的海洋型长篇小说文体美学是一种空间诗学。这首先表现为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致力于小说时空体的空间化建构,即通过时间维度的空间化与"去时间"的空间化两种叙事策略,追求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宽度。其次表现为她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致力于海洋型生态叙事和生态共同体的建构,通过高密度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多元形象组合的"块茎"文本结构,展示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密度。而为了追求海洋型长篇小说空间诗学的深度,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致力于异托邦与乌托邦双重叙事空间的建构,以此展示现代人在另类空间中的存在性焦虑与理想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