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是针对清代朴学家宣扬的"训诂明道"观念,而且也是针对唐宋古文学家宣扬的"文以载道"观念和宋明理学家宣扬的"义理明道"观念.他认为这几种治学观念既推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又割裂了"道"体的内涵与全貌,造成学术互争畛域的弊端.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与"以史明道"的观念,不仅有助于消除学术门户之见,而且对于揭示史学的性质,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学功用的内涵,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形象史学: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出于文化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创新的考量,提出了"形象史学"这一概念。沈从文身体力行的形象史研究是我们构建形象史学这一新型学科的直接源泉,以图像证史为代表的新文化史学则为之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了推进中国古代文化史学科的发展,拓延相关领域的视野和深度,一方面应对近现代以来诸前辈学人在利用形象材料研究文史方面的实践成就给予必要的继承和吸收,另一方面须结合当前学术研究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动态,对原有的研究模式进行改进和升级。     

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位史学巨匠治史理念的"不谋而合"。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则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

区域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空间和时间是区域史研究中两个基本要素;认识区域史的"空间"范围要把握"历史活动主题"和"历史活动过程"两个维度,以"问题意识"来确认区域史的学术合理性及其"空间范围",认识区域史的"空间"历史建构特点;应当分析区域史"时间"所包含的时序、纪事和变迁的三层含义,认识区域史研究中整体史的价值诉求。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     

对"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关系的探析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有各自的内涵与学术特色,在治史中,单一的"史料学"眼光会造成严重的学术偏差.在史学史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对某些历史文献的讹误认识,如对清朝修改前三朝实录普遍性的偏见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文献史料的运用,要建立在历史文献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史料学"不能自成一学,不可依赖.而对许多历史文献的认识,往往必须从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定性和定位,以免深陷于学术误区.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183;布洛赫和劳伦斯&#183;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一百多年来,人类对思维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思维研究为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所普遍重视.加强对历史思维的探讨对于深化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振兴民族文化、推进新世纪的史学,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思维的高度上进行思考.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思维是深邃和有特色的,如观察、研究历史的天人联系的整体系统思维、观察历史兴衰变动的通变思维以及在学术上的融汇百家以"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和治史的类例思维等.从思维的高度对民族史学进行总结,进而开展中外史学比较及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从中可以充分彰显出民族历史思维的时代价值.     

从内藤湖南到谷川道雄——日本中国学发展带来的启示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从文化史观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分期方法,发表了蜚声史坛的"唐宋变革论"。在内藤湖南的影响下,以宫崎市定、谷川道雄为代表的几代京大学者,在继承与发展内藤史学的基础上,在中国史相关研究领域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学术贡献,共同构建了京都学派的辉煌。了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与视角,对促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发展不无裨益。     

关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问题的解说

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包括中日、中韩(朝)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比较东亚各国同源而异流的传统史学,对于深化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种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历史学能够产生的基本条件、史学的基本准则和内在矛盾等。中日、中韩史学的比较,亦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研究源于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其他国度演变出的特色及其原因。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已经预示出可观的学术新境,例如中国传统的历史正统论,经日本早期政权的改造,形成决定日本统一和天皇万世一系社会意识;日本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比较,给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以很大的理论启示。中日史学比较研究,有待众多学者参与以共创繁荣。     

历史解释学: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探索

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融为一体,再现历史真实,是历史编纂的根本任务.后现代主艾思潮挑战传统史学,提出关于历史真实检验标准的核心问题,这在史学史研究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作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的当代学术回应,历史解释学将在史学史研究实现理论突破中承担重要使命,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上值得探讨的问题.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从先秦到汉代,华夏文化中系统的礼制伦理文化和"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成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核心.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史学凸现为民族融合的先导和最稳定因素,这源于各个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仿从汉族政权的官方记史、修史体制,从而导致历史观、史学意识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先血脉的认同,构成持久的民族凝聚力.隋唐以后直至清朝,传统史学始终发挥着这种凝聚力量.因此,中国传统史学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学引导了历史.     

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

在当前史学发展中,迫切需要倡导兼指得失、尖锐泼辣的史学评论,需要对历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研究历程与状况予以学术性的总结、评析,需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这三个层次具有相同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方法,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统称之为"历史学科学术史",其实质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总体强化与分支细化的史学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可形成对史学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对于克服浮躁的不良学风、保证历史学健康、繁荣地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

关于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中国学者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并形成了两类典型的叙述.在此基础上,值得进一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国外环境史的引入以及此前中国学界许多领域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对于当前中国环境史学科建构的意义.如果说,国外环境史成果为我们展示了构建环境史学科框架的蓝图,那么,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基石和砖瓦.迄今,中国环境史学科大厦尚处于设计之中,其建设必将是一项巨大、艰辛的工程.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蒋廷黻与“清华历史学派”

"清华历史学派"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相似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在"清华历史学派"建构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蒋廷黻在立言著述和治系行政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历史学派"和蒋廷黻之间的良性互动,缘起于诸多深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接续传承"清华历史学派"的学术精神,对于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及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