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邵康节体”平淡诗美的诗学渊源

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以其独特的诗学风貌被称作"康节体",而平淡是"康节体"最为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后世虽常认为邵雍诗学空诸依傍,但其平淡诗风的形成却实渊源有自。既有对陶渊明、白居易等前代诗人人格风范与创作成就的吸收与借鉴,又受到现实诗坛氛围的感召,加以自身哲思体悟的心意熔铸,遂形成了"康节体"以恬淡冲和为特色的平淡诗风。     

邵雍“击壤体”的体式特征及其诗坛反响

“击壤体”及其诗派是客观历史存在,但“击壤体”并非在南宋末年才形成。作为重要的理学诗之诗歌范型,“击壤体”具有“达理”“闲适”“切理”等诗歌特征,其题材、内容及主题等非常丰富。“击壤体”诗作表达方式有多种构型,其诗歌形态亦有不受韵律、句式所限等属性特征。宋人在学习、模仿“击壤体”的重心及其取向上,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由此,“击壤体”在中国哲理诗发展史上具备了重要的诗歌范式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诗中有画”论析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史中,诗和画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宋代苏东坡看了唐代王维《蓝田烟雨图》之后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最早对诗画关系的评论。此后,宋代郭思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涛。”晁以道在《景正生集》中说;“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清代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凡诗写事景宜近,写意境易远,近者亲切不泛,远则想味不尽。作文作画亦然。”唐代,是我国诗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诗虽渐衰,而画却又是一个高潮。宋代设置的画院,常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是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但是对于理学诗风真正起极大推动作用的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然而,在理学诗风盛行的时代,已起反拨的声音,其中尤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诋诃最多,理论建树也最大,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表元、舒岳祥等,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对于宋元之际诗坛都有更大的影响。到元代,以吴澄为代表,则朱熹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折中拨正的言论。     

论欧阳修的书法美学观

在宋代文化史上，欧阳修是一位儒学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及文坛领袖。他虽然不以书法创作著称，但对书法也多有论述。他的书法理论著作有《集古录跋尾》十卷、《试笔》、《笔说》、《砚谱》、《试笔诗》、《学书诗》等。其中，《集古录》是一部金石资料汇编，所收碑刻，...     

浅谈郭沫若三步鲁迅诗韵

郭沫若是新时代的著名诗人,他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贡献卓著,但他在《沸羹集·序我的诗》中却说:“我不大高兴别人称我是‘诗人’,但我却是喜欢诗。”郭沫若确是“喜欢诗”的,除创作之外,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诗的评述,尤其对鲁迅的诗,推崇备至。在《鲁迅诗稿》序中,他说:“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说来奇怪,鲁迅也不喜欢别人称赞他的诗。他说:     

赠鹤质疑

《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载陈友琴《略论白居易晚年诗中的积极意义》一文,文中引述白居易咏鹤诗后说:“裴度曾经送他白鹤,他珍爱得什么似的,有诗咏叹。”查《白香山集》并不见记载此事,以诗咏叹。不知《略论》有何依据,作此论断。白氏好鹤,自称“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在他诗中直接以鹤为题的有二十首,涉及到鹤的也有二十余首,大都是晚年所作。他第一次得到鹤是在长庆三年杭州刺史任上。“乐天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原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邹浩是宋代著述甚丰的作家。他的诗论体现了宋代诗文革新的基本主张和正确方向。他坚持儒家诗教的功利观,以此为出发点,在“道”和“文”的关系问题上,主张“文道统一”“以道为主”的观点。特别强调诗人的主观修养,认为这是写好诗文的“根本”所在。“心平气自和,妙与天地全”的诗人气质,决定了他的作品风格,诗     

论林则徐与李彦章

林则徐与福建学人李彦章关系甚密,颇值得探讨。李彦章(1794—1836),字则文、蘭卿,自号榕园。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他是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一个重要成员,又是以闽学“真传”自许而热心经世致用之学的福建学人。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榕园全集》。其“生平著述不独以诗鸣,而诗尤为世所重”。他的诗作有《榕园诗钞》、《载酒堂集》、《出山小草》、《双石斋诗草》、《双石垒唱和集》、《小红桥唱和集》等     

《邶风·北风》篇辨释

有关《北风》篇的主题,吴闿生《诗义会通》以为《毛诗序》“最得诗”。《毛诗序》说:“《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朱熹《诗经集传》虽说“卫以淫乱亡国,未闻有威虐之政,恐非是。”但又以为“其北风雨雪,以比     

西昆体评介

<正> “西昆体”系以《西昆酬唱集》中之诗而得名。《西昆酬唱集》“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西昆酬唱集》所收全是近体诗,这和五代赵永祚所编《花间集》兴味相投。不过《花间集》是长短句式的格律诗,《西昆酬唱集》则是整齐句式的格律诗。《花间集》以温庭筠     

“精深有味,语不徒发”——试论苏洵的诗歌创作

叶梦得《避暑录话》说:“(韩琦)席间赋诗,明允(即苏洵)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之句,其意气尤不少衰。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如《读易》诗(应为《送蜀僧去尘》)云:‘谁为善相应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这段话颇重要,指出了苏洵诗的特点:在数量上,“明允诗不多见”;从内容上看,“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从风格上看,意气风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一苏洵以散文名家,他的诗作传世不多,一般都不甚重视。通行的十五卷本、二十卷本《嘉祐集》仅存诗二十七首;双研堂十六卷本《苏老泉先生全集》多《香》诗一首,亦仅二十八首。最近从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上发现了其他版本皆失载的二十首苏洵佚诗(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刘尚荣《苏洵佚诗辑考》)。此外,散见于苏轼诗集,实为苏洵所作,又为以上诸本所不载的还有两首(《老翁井》、《水官诗》)。这样,苏洵的存世诗总计共有五十首,比较宋代其他诗人确属不多。     

张载的二元论及其唯心主义的归宿

张载,字子厚,陕西西安人。生于公元一○二○年(宋真宗天禧四年),死于公元一○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因为家住在陕西郿县的横渠镇,所以学者称为横渠先生。张载和他的弟子多是关中人,后来称他的学派为“关学”。他的著作多是弟子纂录而成,主要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张载是“理学”(亦称“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宋代理学从周敦颐、邵雍开始,经过张载的发展,至程颢、程颐形成了体系,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元朝脱脱等修的《宋史》把张载的事迹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五人称     

《全宋诗》“徐俯卷”补遗

宋代江西诗派诗人徐俯的诗集宋后已佚,南宋陈思所编之《两宋名贤小集》卷一一四《东湖居士集》选收徐俯诗二十五首,句二联,远非完帙。今人所编之《全宋诗》第二十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以《东湖居士集》为底本,另做了辑佚,将徐俯诗合编为一卷(第一三八○卷),惜仍有遗逸。现将本人所见略作陈述,以补《全宋诗》“徐俯卷”之阙。《红梅》:“紫府与丹来换骨,东风吹酒上凝脂。”《吕右丞挽词》:“补衮家风在,名门不乏公。”无题散句:“芙蕖漫漫疑无路,杨柳萧萧独闭门。”“昼暖坐迎日,夜寒眠见星。”“沙边真见雁,云外醉观星。”“明…     

严羽《沧浪诗话》美学思想初探

宋代诗学专著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倡导“妙悟”为核心的审美认识论,以“兴趣”为重心的审美特征论,以“入神”为极致的审美标准和“优游不迫”与“沉着痛快”的审美趣味共存论,构建了严羽《沧浪诗话》的美学思想体系。《沧浪诗话》所总结的宋代诗歌的经验和教训,对明清诗坛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于当代诗歌美学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      

红豆春秋

素称“南国红豆”的粤剧又得到了新生。人们自然会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诗来:“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本诗次句在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中作“春来发几枝?”解放后的一些诗歌选本以及1977年12月出版的《辞海》(修订稿)中亦沿此误,兹为订正: 此诗为宋代刘辰翁《须溪校本王右丞集》不载。宋代计有功编撰的《唐诗纪事》卷十六收入此诗,并纪其事:“禄山之乱,李龟年奔于江潭,曾子湘中采访使筵上唱云:‘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明人     

《诗》有楚声论

《诗》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这是事实。但前人已指出,《诗》无“楚风”而有“楚涛”。这是从地理上考察的结果,主要是认为“二南之诗”大部分在楚国境内。“二南”即指“周南”、“召南”,其地望大部分在汉水与颍水之间,属楚国境内。宋代学者王应麟《诗地理考》曾对“二南”诗篇中所提到的江河水名等,作了详尽的地理考证,他甚至认为“今名夏口,即诗所谓‘江有汜’也。”如此,则“二南”之诗的地区已直达长江了。当然,对《诗》中的江河水名,不作专名提及时,不必太拘泥,但以此得出《诗》有“楚诗”的看法,还是可信的。我们还应该从音律、语言等因素上,看到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相互渗透融化的情     

识诗之法门 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所作的《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遣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