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与海洋环境污染

文章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洋环境管理事务权力的下放不利于海洋环境治理，将导致地方政府间“逐底竞争”，产生“绿色悖论”效应。（2）海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减少海洋环境污染，但在环境分权的影响下，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会被弱化。（3）当以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海洋环境规制对于海洋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环境分权水平超过0.0605时，海洋环境规制的治污效果将被显著削弱。为促进海洋环境良性发展，应适当增加中央政府对于海洋环境治理的权力，推进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健全垂直型环境规制治理体系，因地制宜地设计环境分权策略。     

非线性面板数据聚类方法研究

对于一类变量非线性相关的面板数据,现有的基于线性算法的面板数据聚类方法并不能准确地度量样本间的相似性,且聚类结果的可解释性低。综合考虑变量非线性相关问题及聚类结果可解释性问题,提出一种非线性面板数据的聚类方法,通过非线性核主成分算法实现对样本相似性的测度,并基于混合高斯模型进行样本概率聚类,实证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及其对聚类结果的可解释性有所提高。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效率

文章基于2006—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对能源效率的动态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实证考察了在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下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二者间呈“倒U”型关系；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相比，调整质量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的融合发展对提升能源效率具有更强的效果；同时，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门限效应，即当调整幅度与质量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能更加显著地增加对能源效率的正效应。     

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度量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开放度的度量 经济开放度综合反映一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是进行诸如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实证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变量.但经济开放度的度量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200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于面板模型分析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会逐渐减弱,即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2)严格适宜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激发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生产率的"双赢",由此验证了"波特假说".(3)使用不同的环境规制变量,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但这一作用弱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还未显现.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9年中国环境和制造业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在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得到结论: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并且环境规制增强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     

基于阿基米德Copula度量VaR的蒙特卡罗法

文章以混合正态分布的形式拟合单个金融资产收益分布,采用阿基米德Copula结构度量投资组合的相关关系,改进了传统的蒙特卡罗法并给出了相应算法.利用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较之传统方法,用阿基米德Copula结构的蒙特卡罗法度量投资组合的风险值更为有效.     

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技术

采用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方法,以动态参数Copula模型描述金融变量间的相依结构、以GARCH类模型描述各金融变量的边际分布,通过构建的联合分布计算ΔCoVaR。利用此方法度量中国大陆与美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此方法计算的ΔCoVaR能同时反映时变波动性与时变相依性,可更灵敏准确地度量危机时的极端风险溢出。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框架,基于静态能源效率和动态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两种方法来测度和衡量工业能源效率,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法实证检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效应尚不显著,但却通过制约绿色技术创新而对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能源效率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要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大.     

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CoVaR度量技术

采用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CoVaR度量方法,以动态参数Copula模型描述金融变量间的相依结构、以GARCH类模型描述各金融变量的边际分布,通过构建的联合分布计算△CoVaR.利用此方法度量中国大陆与美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此方法计算的△CoVaR能同时反映时变波动性与时变相依性,可更灵敏准确地度量危机时的极端风险溢出.     

一类新的多重共线性检验方法

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导致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考察相关性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方法。由阿达马不等式可以构建多个变量的综合相关性度量指标,将该指标用于度量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的综合相关程度,用以作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多重共线性的一类检验方法。     

环境规制、金融控制与经济波动

环境规制在降低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效应时也造成了经济波动,金融发展是否可以平抑这种波动?对中国31个省市1980-2011年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及经济波动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跟经济波动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程度对经济波动有平抑作用;金融控制越弱、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越小。中国应在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以弱化对经济运行的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能源强度

文章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利用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2016—2019年801个样本观测值，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能源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能源强度并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支持了“波特假说”；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在环境规制降低企业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效率中介效应占比更高，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环境规制并降低能源强度；高碳排放企业相较于低碳排放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更大，能更好地降低能源强度。     

基于Lasso方法的上海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从国际环境、国内宏观环境和上海市局部环境中共选取12个主要影响因素作为变量,运用Lasso变量选择的方法,对影响上海市经济增长的这些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揭示上海现阶段发展经济的优势与劣势.     

基于连接函数的 整合风险度量研究

 本文利用连接函数（Copula）解决整合风险管理中不同类型风险的联合分布建模问题，提出了基于连接函数的整合风险度量Copula-VaR及其蒙特卡洛模拟算法；以深圳发展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为研究对象，将Copula-VaR与N-VaR和Add-VaR这两种业界常用的近似整合风险度量方法进行了实证比较分析，发现:与Copula-VaR相比，N-VaR和Add-VaR存在高估风险的倾向，而其主要原因则是由于N-VaR和Add-VaR对信用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之间的相关结构进行了不符合实际的假设。     

羊群行为的实证研究方法

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是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羊群行为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度量机构投资者的决策群集性,另一类是研究羊群行为对股价的影响.前者包括LSV方法和PCM方法,后者包括CH方法和CSAD方法等.国内学者采用国内市场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羊群行为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金融市场存在不同程度的羊群行为的结论.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9—2019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而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在波动中有所提升,整体水平不高;贸易开放和环境规制均能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缺乏可持续性,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并不会使政府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贸易开放在受到城市生态效率的冲击时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差异化明显;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在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直接作用过程中产生了遮掩效应,这种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     

变量误差模型下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一个文献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了社会的机会平等与经济公正程度，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动态视角，主要由代际收入弹性来度量。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主流方法都是建立在变量误差模型基础上的。随着新数据集的使用，研究者对收入动态方程假设进行了修正，从而推动了变量误差模型的发展，反过来变量误差模型的发展促进了代际收入弹性的一致性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