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红楼梦》之“情”

《红楼梦》之＂情＂可谓意蕴深远。贾宝玉的情感以＂情不情＂为特征,是一个包含了＂色欲＂与＂纯情＂的情感世界,寄寓了作者＂情＂的理想。黛玉之＂情情＂与宝钗之＂情时＂分别代表了宝玉的两种情感诉求而不可兼得。＂兼美＂钗黛的秦可卿作为贾宝玉的知＂情＂之人,是作者将两种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尝试。饱含着作者审美理想的秦可卿早早地退出舞台,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民初艳情尺牍与写情小说

民国初年各类书信尺牍的出版一度高涨,而其中的艳情尺牍因其骈四俪六的绮艳文风尤为一时风尚,特别是以徐枕亚等人为代表的旧派小说家陆续发表的一些"创作型"、"代言体"书牍,在一笔操办往复书信的过程中,竟使其具有了小说的情节和架构,具有了类似于《玉梨魂》一派写情小说的特点。然而到底是此类艳情尺牍的创作和出版催生了《玉梨魂》一类兼具书信体特点的小说的出现,还是民初《玉梨魂》等写情小说的流行刺激了艳情尺牍的出版和流行呢?笔者通过比较明清以来言情小说的基本情况,认为尺牍在小说中的运用一直存在,民初艳情尺牍的出版和风行应该是源自于写情小说的影响。     

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演变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情”

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演变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情”雷勇明末清初，在中国小说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这批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情的弘扬和礼赞，当时的评论者就曾指出：“才子佳人事奇而情亦奇”（烟水散人《赛花铃题辞》）、“风花雪月，其情最真”（《鼓掌绝...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悲剧性小说

《聊斋志异》中的悲剧性小说 ,极大地突破了前代悲剧性小说的美学传统 ,具有新的审美观照焦点、新的审美视野和新的处理悲剧成因———经过———结局的模式 ,表明我国的悲剧性小说开始由前代的传统型向《红楼梦》、《儒林外史》式的新型悲剧、悲喜剧小说的方向发展。     

《三言》《二拍》中侠义小说的爱情探析

侠与情是文学的两个分支,在各自发展中逐渐走向交汇、融合,但在宋明时期却停滞甚或倒退了,这可从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作品中略窥一斑。在《三言》《二拍》有限的侠义小说中,很少有涉及爱情的篇什。即使就这部分侠义小说而言,爱情也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类型和特点,但总体上是缺失的,这又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侠文化本身以及话本小说分类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

韦庄名诗《秦妇吟》具有小说化的特征。一是它的虚构性,诗篇在历史背景真实的情况下虚构了人物、情节和环境;二是它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其小说化的手法又是为表现其“志”和“情”服务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秦妇吟》可谓第一篇小说化长诗,它的出现与文体互渗、中国小说的成熟———唐传奇的繁盛密切相关。     

说“情”——《红楼梦》艺境探微

<正> 在《“市人小说”“世情书”与<红楼梦>》(载1986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一文里,我们从史的源流探讨了《红楼梦》作为“人情小说代表作”有异于“世情书”的基本特点,但是,仅仅借用“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这句评语,还只能说明《红楼梦》在“人情小说”创作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并不足以概括它的特殊的“情”的境界的创造。可以说《红楼梦》还在手抄本阶段,就有人开始从“情”方面阐发作者的创作宗旨了。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依经"论辩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看似纷繁杂乱,但只要加以梳理,也能化零为整.其中,围绕小说功能与价值的"依经"论辩,即可自成谱系.一方面,针对某些道学家关于小说"淫邪""低俗"等"不经"之论,小说批评者常依据"皆以情教"的《六经》,辩护小说写男女之情属于"正经""雅道".另一方面,针对某些按照史学家"信实"原则对小说"虚妄诞幻"的指责,小说批评者常"依经"予以辩驳,强调小说叙事写人合乎情理.最终,为调节相持不下的"经"与"不经"之辩,古代小说批评者常依据《周易》以来的"阴阳双构""相反相成"等经学思维,推演出以"奇正相生"为主调的"雅俗共赏""庄谐相映"等系列辩证话语.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中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预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做一个重要补充。     

传统小说思维与才子佳人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

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使古代小说创作主体形成了聚向伦理中心的思维定势 ,这一思维定势对才子佳人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以理节情”的情节模式、“千人一面”的人物塑造以及“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等美学范式都可从传统小说思维中找到确立的依据。传统小说思维是促成才子佳人小说审美范式确立的因素之一     

疏离传统: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审美风格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由于抒情因素的增加而具有强烈的表现意味和主观色彩 ,在客观上符合了现代小说“文以传情”的审美追求 ;对“情”的具体描写也不再含蓄蕴藉 ,而是着力刻画渲染 ,不加节制 ;出现了大量结局悲惨的小说。这些审美特征都背离了传统美学追求和谐中庸、以理节情的既定规范。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下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的描写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预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做一个重要补充。     

“只羡鸳鸯不羡仙”——论冒襄、李渔的言情传奇小说

明末,随着人文思潮的高涨和世人思想的日益解放,肯定情欲、赞美真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李贽所谓“食、色,性也”。戏曲《牡丹亭》、白话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无不“言情”,文言传奇小说领域,亦出现了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小说。根据所“言”之“情”的类型,笔者将其分为三类:①才子佳人的知己之情,如戋戋居士的《小青传》、徐瑶的《太恨生传》、黄周星的《补张灵、     

表现核灾难:原民喜的人类意义

日本"原爆文学"的代表作家原民喜以艺术的手法在文学领域中最早表现了核灾难的严重后果。他的小说《夏天的花》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悲惨景象,更深切表达了对和平的向望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之情。从文学角度看,原民喜开创了文学表现核灾难的新领域;从人类文化角度看,原民喜通过展现核武器的严重后果促使我们去思索人类异化的可怕结局。     

《红楼梦》人物外貌描写的相学试解（上篇）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各种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结局进行预(寓)示,通过分析发现,曹雪芹在人物外貌中也暗含着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一寓示方式是凭借传统的相学方式来完成的。这一结论,对小说中的预示系统作一个重要补充。     

《红楼梦》非儒思想易理关系分析

《红楼梦》“言情”主旨、“崇女贬男”观点,以及自然随性生活态度,与儒家“重礼抑情”倾向、“男尊女卑”等级观念、刚健有为精神品质相反对立.基于《易经》哲学思想具体化解读视角的小说非儒思想研究,揭示小说非儒思想与《易经》哲学本质内涵之间的关系,明确其与原始儒家思想切合与后世儒家观念对立的原因,助益当代客观评价小说非儒思想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侠情与武功:金庸武侠小说的创新性集大成——《书剑恩仇录》与《卧虎藏龙》的比较研究

金庸的发硎之作《书剑恩仇录》与王度庐的名著《卧虎藏龙》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研究金庸小说从民国武侠入手更具学理性。王度庐的侠情皆走向"悲",而金庸的侠情以"喜"为主,更符合类型小说和大众文学的创作规律。而在武功描写上,金庸则以武功的多样化、打斗的具象和过程化、武打场景的结构化三方面大大超越了王度庐,他的创新性集大成使其成为武侠世界的主流。     

试论宋懋澄小说的纪实性

宋懋澄是明代后期杰出的文言小说作家，所作《珠衫》、《负情侬传》等屡被改编为通俗小说和戏曲。贯穿宋懋澄全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纪实性强，主要表现在两类作品中：时事类纪实作品和人物传记类纪实作品。宋懋澄文言小说的纪实风格在明后期小说创作领域独树一帜。     

郁达夫《迟桂花》给予《边城》的启迪

沈从文早期小说受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影响。《边城》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突兀的现象,同样得到《迟桂花》的深刻启迪,沈从文始终关注着郁达夫的创作,并抱着不变的钦服之情。郁达夫和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嬗变,也具有着某种相似的面貌。另外,《边城》人物的塑造,也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的影响。但是,《边城》依然是一部超拔之作。     

“热闹中不废冷案”——《金瓶梅》崇祯本评点的重情论

崇祯本《金瓶梅》评点产生时间较早,相对于同一时期的序跋,理论内容更为完整丰富。评点内容可归结为一个"情"字,涵盖世情、人情与文情三个方面。在社会批评方面,评点者强调此书是写世态炎凉之书;在对人物的道德评价方面,评点者对"情"与"淫"做了明显的区分,于情欲纠缠之中表达了对人物命运的批判和悲悯;在艺术手法方面,评点者则借鉴了传统书画理论与文章学理论对小说的创作技法给予充分的赞美。这些评点内容揭示出《金瓶梅》一书深刻的创作主旨与警世意义,从而与"淫书"论划清了界限,在《金瓶梅》接受史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