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上)

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上）王富仁一我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①中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从鲁迅《狂人日记》开始至今的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实际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它有自己独立的表现形式和特...     

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以语言文体为例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问题 ,认为《圣经》文学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形式创造 ,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世界 ,尤其是对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而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不可或缺的文学资源。     

谈现代主义的异化典型

塑造典型,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典型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专利品。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乃至于现代主义文学都有其典型,只是典型化的手法各异罢了。这里仅就现实主义典型演进到现代主义异化典型问题,略抒管见。高尔基十分强调典型要从生活实际出发,还要经过作家的概括、集中与想象。这是现实主义典型的两个显著特征,不同于古典主义典型那样过于强调理性,也不同于浪漫主义过于突出想象,更不同于现代主义典型的异化。作为典型,就是既具有独特的个性又反映     

缺憾还诸天地:王文兴小说的主题研究

王文兴是台湾当代文学现代主义的标志性代表。他曾是《现代文学》刊物的创始人之一,《现代文学》时期的他就以现代主义文学先锋姿态享誉台湾文坛。之后,他分别发表了《家变》和《背海的人》两部震动文坛的长篇小说,这两部小说摆脱了他1960年代各种现代主义写作技艺的束缚,将自己对台湾现实父权、威权政治的反抗发挥到了极致。更可贵的是,在长达四十年的台湾当局的戒严时代,王文兴以现代主义的象征、隐喻和戏拟对历史和现实的台湾进行一种批判性的文学阐释,而且他执着于对今世今生的台湾世态人生的刻画。可以说,在这种现代主义技艺的高超实践和现世人生的精心雕琢中,王文兴攀登到了自己的艺术高峰,也成为台湾文学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     

试论《圣经》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自中世纪以来,《圣经》的影响在西方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而且《圣经》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从《圣经》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及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从《圣经》中的该隐形象看拜伦笔下的该隐

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GordenNoelBy-ron1788-182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从他的大部分作品我们都可以找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质疑。拜伦写于1821年的诗剧《该隐》取材于《圣经》,塑造出了一个思想和情感丰富的形象饱满的该隐,完全颠覆了传统基督教教义对该隐形象的解读。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塑造出了种种的形象,这些形象经常被运用于西方文学之中。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对圣经形象的运用,西方文学总是潜     

21世纪《圣经》赏析的新视野

《圣经》是一部对西方世界影响甚深的经典著作,阅读和赏析圣经是外语学习者和工作者了解西方社会、政治、法律、习俗和语言等特点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多元化的文学批评观出发,通过对圣经神圣论、历史学、文学和女权主义批评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指出新时代的圣经阅读和赏析应向多元化、开放性方向发展。     

圣经文学的奇幻版本——解读C.S.路易斯《纳尼亚传奇》

C.S.路易斯的七卷本奇幻巨著《纳尼亚传奇》,是圣经文学的一种奇幻版本。将《纳尼亚传奇》的人物、情节等与《圣经》文本进行比较,不难看出,C.S.路易斯借儿童奇幻文学的形式,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展露其基督教信仰的创作手法,作品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是体现福音派基督教思想的主题。     

评析《旧约·撒母耳记》和《卡斯特桥市长》中人与自我冲突的主题

本文在与“圣经”原型的对照中,作者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托马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人公边克·亨察尔悲剧:人束缚于来自自我的弱点——嫉妒和野心。《圣经》作为西方文化遗产对西方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卡斯特桥市长》可视为圣经文化产物之一。对《旧约·撒母耳记》中扫罗与大卫的故事和《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尔与伐尔伏雷故事比较研究,使我们不难看出人与自我的冲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荒诞与异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向悲剧的重新阐释

现代的西方西绪福斯精神孕育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新悲剧意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形象是“意识到一切都是荒谬人”,是“局外人”,并由此表现出少有的孤独和冷漠,潜含着真正的悲剧性。生之忧与死之惧是现代人的通病,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断触及的表现主题,荒诞的厌倦和恐惧构成现代主义文学悲剧意识的两大内容。“异化”是西方人最严峻的悲剧性境遇,对人类崇高品格的否定必然导致对悲剧崇高性的否定,因此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反向悲剧。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新论

《狂人日记》无论是在思想内涵、人物形象方面,还是在文体样式、艺术形式方面,皆已突破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模式,是一部具有鲜明现代主义特征的作品。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鲁迅无庸置疑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二是中国现代小说一开始就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处在同一起点上,具有了现代主义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     

“十七年”短篇小说的《圣经》叙事模式解读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十七年文学"不是单纯的文学,而史无前例地承载着太多的重负。作为缔造共和国"神话"重要文本的"十七年文学",我们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这种神话叙事与别的神话叙事,比如《圣经》故事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能反过来证明共和国叙事的神话本质。"十七年"短篇小说这一最迅捷、灵活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文学样式,与《圣经》,特别是《新约》故事在叙述模式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一首现代主义的象征诗典范——高尔基《海燕之歌》新论

从世界文学史发展的点位上来看,高尔基的《海燕之歌》是一首现代主义的象征诗歌。诗歌的素材来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诗歌采用的是现代主义的＂整体象征＂艺术技法,而不是传统诗歌的＂局部象征＂艺术技法;诗歌的主题意蕴由读者参与,可以进行缤纷的多元化阐释,而不单单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评论。《海燕之歌》的文学实践服从于现代主义的象征诗理论,继而决定了它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质。     

巴金与圣经

提起《圣经》,谁都会把它同宗教胶结在一起,贬视为神学的胡说和迷信。但《圣经》作为中世纪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对世界各国文化传统的冲突和融合,对不同国家文学艺术家的影响却不大为人所问津。本文论述现代文化巨匠巴金对《圣经》的批判借鉴、善于融汇中外文化传统的创新特色;窥探这个原与中国文化传统迥然异趣的外来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后,却又怎样地取得了融合的某些轨迹。     

近代中国人《圣经》 观念考述

据统计,自1814年到1949年间,英国、美国、苏格兰三家圣经公会和中华圣经公会在中国销售各种《圣经》约三亿册,其中大部分是单行本。其阅读者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近代中国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是如何理解《圣经》的呢?过去对这一问题研究甚少。笔者认为,按照对待《圣经》的态度可分为三类人群,即信奉者、虽不信奉但也不排斥者、坚决排斥者。除了基督徒将《圣经》视作信仰的准则外,非基督徒的一般民众对《圣经》的理解可分为四类,即将《圣经》视作异端邪说;将《圣经》的教训作为革命指南;将《圣经》作为丰富中国语言文学的范本;将《圣经》作为汲取人道主义的源泉。本文主要从非宗教信仰的角度探讨中国人对《圣经》的看法。     

马礼逊《圣经》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学考察

通过跨文化交际学审视和考察马礼逊翻译《圣经》的过程，其高超的汉语水平奠定了他译经的基础，钻研中华文化是顺利交际的桥梁，兼顾异化与归化是完善翻译的最佳途径。     

《看不见的人》中黑人的自我异化

在《看不见的人》中，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表现了黑人在寻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化现象，表达了对因双重身份(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而产生异化感的黑人的同情。本文探讨了《看不见的人》中人物的异化感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及黑人自我认识、自我发现的过程。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世纪之交话偏至——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书是在朱寿桐教授主持下,积数位研究者多年心血结撰而成。应该说,它不仅在主编者个人学术史上标志着由创造社研究、新月派研究到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三级跳”的实现,更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史上有其集大成的意义。80年代以来,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已经卓见成效,从比较文学角度和“影响”论上所进行的各种基础性研究工作更是硕果累累。但缺少的却是切合中国新文学史实际的整体价值评估和纳入清醒史学视野的细致周密的“散点透视”。对于一些基本症结性问题,诸如:现代主义在中国新文学中究竟是…     

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汉代儒家对《诗三百》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种文学接受的“异化”现象所以出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是由于汉儒普遍遵循一种先在的接受策略——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接受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释义方法。对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进行透视,有助于从技术的层面上把握汉儒造成文学接受全面异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