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运行中资源地域空间配置研究 --一个数理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利用数理经济学方法对区域经济运行中的纯粹交换经济系统、纯粹生产经济系统、生产--交换经济系统中的资源地域空间配置优化进行一般均衡及其均衡扩展比较研究,发现并证明无论何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体系或多区域经济体系,资源地域空间配置优化的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存在着差异与负相关的可能性.     

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与湖南的战略选择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优化配置资源为手段,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基本完备的区域经济。长期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理论滞后于县域经济发展实践。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县域经济”概念,     

京津冀产业生态共生三维立体循环模式

京津冀是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当前该地区雾霾严重。要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地区污染严重的问题,需探寻新型的产业生态共生模式。在对国内外产业生态共生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京津冀产业生态共生三维立体循环模式,指出京津冀产业生态共生需依赖地域、产业、微观主体三个层面的共同努力,通过三个地域间的资源、产品、技术的互补和区域划定—产业协作—主体参与的过程逐步实现。     

论企业集聚、扩张的区域效应

企业在特定地域空间的集聚、扩张,对区域经济发展将产生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并且也将影响区域间要素流动、配置以及区际联系.     

从区域合作发展看宏观调控权配置

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全新模式要求法律制度对宏观调控权如何配置进行回应,新的宏观调控权配置结构中应该给予地方以足够的空间,应对地方的赋权、限权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界定,明确宏观调控权主体和区域协调主体。     

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经济模型分析

文章在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自由资本模型分析了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分析结果表明:如果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是对称分布的,那么由其决定的市场消费规模、工业企业也是对称分布的,在长期均衡点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是均衡的;如果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市场消费规模、贸易成本、技术和开放度是不对称的,则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呈现非均衡。在空间经济模型分析金融资源空间配置非均衡一般性原因的基础上,再联系中国的特殊性原因,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中国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状况。     

湘西腊尔山台地苗族民歌“活态”保护研究

湘西腊尔山台地苗族民歌,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苗族民歌的艺术特征.因此,确立区域文化空间,发挥民众主体和传承人核心作用对其进行“活态”保护是关键.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应利用地域文化空间,进行活态传承保护;发挥苗族主体作用,有效利用资源传承;重视传承核心主体,疏通传承保护渠道;施行多样保护措施,促进文化持续发展.     

宁波区域文化递进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文章认为,区域文化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对外贸易主体：在微观层次,影响外贸企业的发展水平、产权安排、产业选择等;在宏观层次,影响对外贸易活性和区域综合力等。而两个层次的对接、互动与耦合,使得对外贸易模式打上了地域文化烙印。同时,对外贸易对区域文化也有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论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论应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和自然-人-社会相互作用的物质变换理论以及从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论到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的理论成果。构建区域生态文明的过程既需要上述理论助力顶层设计宏观决策,又离不开它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攻坚克难。具体而言就是,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论的指导下,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实际出发,注重区域空间的平衡稳定、区域主体的和谐共生、区域资源的科学配置,从而创造出自然-人-社会“三位一体”的全新的生态文明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揭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从理论上回答后续扶持的政策范畴、价值导向及行动边界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借鉴奥田道大地域社会理论视角及其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动态变迁分析框架,从地域格差与空间变迁、地域生活与要素配置、地域治理与主体重塑、地域秩序与制度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演化的核心议题与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搬迁动员、稳定脱贫、主体发展和融合共享四个阶段,系统阐释它们在空间联动、要素整合、扶持机制、主体重塑、制度变迁等实践导向上的扶持政策瞄准和阶段演化趋势。易地搬迁社区全生命周期秩序演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及多样推进模式,使其地域格差演进、地域生活营造、地域治理重建、地域秩序整合的实践过程呈现演化周期性、空间联动性、治理互嵌性、融合梯度性。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易地搬迁社区后续扶持应当围绕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主体性融合发展,突出能力建设和长效机制;同时,回归现代地域社会的共同体本位,强化治理能力扶持和后续扶持阶段的常态化治理体系建设。     

发达国家微观经济理论的批判与借鉴

发达国家传统微观经济理论以生产要素的配置为研究核心,着重分析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使用与替代;现代企业理论则着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企业;完全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则着重研究企业与竞争形态的关系确定企业行为。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建立在企业竞争行为、产品价格和供求规律基础上,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及不确定性逐步引入。但是,无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发达国家微观经济理论都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再研究再认识。     

4万亿经济激励计划背后的经济学问题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既不涉及现实的政治维度，也不关注微观经济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这样的理论应用于现实的结果很可能是弊大于利。作为应用凯恩斯理论的总需求管理思想的产物，中国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政治层面难以避免寻租和腐败、政治权力固化等问题，在经济层面有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虽然政府出台了各种监管措施以预防这种可能出现的弊病，但经验和理论都告诉我们这些措施的有效性是有限的。     

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微观经济规制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微观经济治理结构的演化经历了三步曲:放权让利,政企分开和专业性规制。贯穿这一过程的主线是不断调整微观经济规制改革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分析前两个改革步骤的线索是规制的隶属性偏差与合谋问题。缩小政府微观经济规制的范围,增强微观经济规制的效果是进一步解决微观经济规制结构性矛盾的现实需要,专业性规制机构的出现和完善将最终从结构上完成我国微观经济规制体制的转轨。     

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

通过分解农业综合成本效率,建立了测度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1991--2010年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变化及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年均值为0．61,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在波动中趋于下降,但降幅不明显;区域一体化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是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农业资源配置基本能发挥省际间的比较优势,而难以发挥省内产业间的比较优势;中国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但地区差异发散趋势不显著;不同地区农业综合资源配置效率的动力来源不同。     

水资源配置对区域水资源短缺的影响及其在水资源对策中的意义

目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水资源的低效配置是造成我国水资源浪费和短缺的重要原因;利用价格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是缓解水资源短缺的较为经济的途径．     

对无障碍旅游的思考

在总结我国各旅游合作区域无障碍旅游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借用福利经济学关于垄断对资源配置和运用的不利影响的理论,分析了旅游业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配置和运用上无效率的具体表现,指出地方保护主义是实现无障碍旅游的主要障碍,并探讨了区域无障碍旅游的发展对策及趋势。     

关注资源配置与关注减少资源稀缺程度

从关注资源配置到关注减少资源稀缺程度,是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到研究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转折。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很早就注意到了组织。科斯的资源配置鸿沟上的"桥梁"假说,其要点可以表述为企业方式的组织替代市场。也就是说,市场企业都具有整体性。但是二者也有根本区别,即企业有生产的功能。分工和专业化是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企业的组织是不能代替所有市场的。市场的整体是客观形成的,企业的整体性是主观造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不对称剩余权包含劳动支配权和剩余索取权。劳动支配权是通过雇佣制度实现的,但剩余索取权并不是,它体现了"风险共担"的合理性。新兴古典经济学趋近于新制度经济学和管理学。减少资源稀缺程度就是要把稀缺资源的潜能最大化地挖掘出来,是要通过减少交易费用来实现,本质上也是通过组织方式来实现。     

森林资源型企业成长的无形资源障碍探讨

作为以森林资源为主要开发与利用对象的微观经济组织,森林资源型企业长期关注的一个重点是木材原料等有形资源。然而,从企业成长的角度看,除了有形资源以外,无形资源也是促进企业成长的重要资源。无形资源的不足,不但会影响到企业对木材等有形资源的生产与利用程度,而且还会阻碍企业的成长．森林资源型企业成长的无形资源障碍主要有软技术、组织一管理与社会关系资源等三个方面,要克服成长瓶颈,企业应该围绕关键技术整合资源,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加强组织与管理,提升组织能力;正确把握社会关系资源,培育竞争优势。     

福建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前期研究成果所测算出的值,从结构和社会环境两方面选取解释变量,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影响福建省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水平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确定了主要影响因素,为福建省制定合理的科技资源配置政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