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代际经济支持研究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带来的女性缺失正日益加剧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而农村大龄男性不能结婚有可能对家庭养老功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代际支持的投资回报理论,对2008年安徽乙县农村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儿子的婚姻状态与父母经济支持的获得有密切关系,投资回报理论能较好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父母经济支持较弱的现象;儿子的经济状况、父母的需求和父母对儿子的经济投资都会显著影响父母所获得的经济支持。研究有利于理解男性婚姻挤压对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对及早制定有针对性的社会养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性别失衡背景下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基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

基于2008年安徽省CH市JC区的调查数据,通过与同年龄段已婚男性的对比,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男性婚姻挤压导致大龄未婚男性难以获取正常、稳定的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和弥补方式,其发生率在农村地区的大龄未婚男性当中存在显著升高的可能性;相对于较高的商业性行为发生率而言,大龄未婚男性的安全套使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使得大龄未婚男性的商业性行为具有高风险特征。     

大龄未婚对农村男性主观福利影响评估研究——来自CGSS2010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婚姻状况自选择效应,定量评估了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大龄男性主观福利的影响.在反事实概念框架下,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男性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幸福的婚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保障,仅靠婚姻本身难以显著提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福利.在努力降低性别比例失衡的同时,有必要出台政策改善农村大龄男性社会经济状况以提高他们的主观福利.     

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面分析近年来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态势与特征。研究表明,男性婚姻挤压现象及其后果已全面显现：2010～2020年全国婚龄人口性别比急剧升高,预计2036年将升至峰值116.13;与以往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不同,当前经济发达且城镇化率较高地区的未婚男性过剩现象也逐步显现;男性婚姻挤压导致男女两性间初婚水平和模式的差异巨大,男性初婚概率较女性明显偏低,未婚男性成婚期望年数大幅增加;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始终较大、比例始终较高,城镇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日益凸显,2010～2020年45岁及以上城镇未婚男性由176.04万人增至387.77万人;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对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依赖加重,在老年阶段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比例上升且独居比例较高。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了受到婚姻挤压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的心理因素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9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JC区开展的＂农村大龄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互动态度、较高的性伴规范,较高的知觉行为控制和首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的经历与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倾向显著正相关。此外,较小年龄组的未婚男性更倾向于使用安全套。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安全套使用机制,能为促进农村地区安全性行为的干预项目提供理论借鉴和支持。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是在中国农村普婚制社会下长期存在的现象。文章利用全国性的专项调查、主流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数据,从婚姻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视角来研究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宏观数据分析显示,用性别结构失衡来解释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剥夺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的本质和功能。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     

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婚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婚配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二是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三是农村已婚青年流动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外流带来的婚姻问题,要关心大龄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姻问题;要关注农村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问题。     

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基于中国的性别失衡背景和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婚姻挤压对农村男性生命质量的影响。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2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其生命质量水平较低;无论处于何种年龄阶段和婚姻状态,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生命质量显著低于未感受到婚姻挤压的男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挤压感受和年龄对于男性生命质量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其影响方向与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这说明婚姻挤压确实会显著降低农村男性的生命质量水平。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借贷网络的视角

本文采用定量统计和回归分析的方法,试图从借贷网络视角来考察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状况,以发现婚姻状况和地域差异是否会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资本。结果表明,不同婚姻状况的农村男性和不同地域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数量和来源有显著差异,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社会资本不存在影响,地域因素对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资本也不存在影响。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艾滋病对江苏省人口安全的影响分析

为了研究艾滋病对江苏省人口安全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监测网收集的近五年来艾滋病流行数据的分析,发现艾滋病对人口、社会与经济发展都将产生一定影响,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中国老龄政策体系框架研究

老龄问题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个领域的综合性问题。老龄政策是国家干预人口老龄化过程,调整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矛盾而采取的公共政策的总和。中国老龄政策虽然有一定基础,但仍存在许多问题。长期看,老龄政策的目标应全方位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各项准备,使整个国家平稳度过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平台期。为此,应该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老龄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养老、医疗等各种老龄制度安排以及其他操作性政策等方面构建中国老龄政策体系框架。     

论消费—环境研究与人口—环境研究的融合

消费—环境研究和人口—环境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并给我们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很多启发。但是由于二者研究的背景不同,其研究框架和研究成果均缺乏整体性和全面性。本文在考察消费—环境研究和人口—环境研究各自优势及其缺陷的基础上,梳理出二者融合的衔接点,提出把二者融合起来的理论框架及其研究重点,并找出其中具有杠杆意义的支点———消费模式转变。     

人口现代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分析

利用合理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理论,对中国与德国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与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现代化进程中德国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分别趋于合理与恶化,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从而明确指出人口现代化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     

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效用发挥影响的分析

通过在对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口城镇化变量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检验分析,揭示了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具体作用和作用途径。检验分析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人口城镇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挥都有积极的促进;以人口城镇化所反映人口聚集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主要体现于物质资本的人口聚集效应,而人力资本的人口聚集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应该注重人力资本要素的效应。     

我国新时期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扩大效益就业

人力资源开发能有效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就业能力及其有效贡献,具有多重扩大效益型就业的积极机制。在当前我国企业冗员多、结构性失业和城乡潜在失业大量增加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源开发更是扩大效益就业和根本缓解这种双重压力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当前我国应采取倾斜性人力资源开发政策,重点提升人的就业能力、效率(效益)与敬业精神,扩大效益就业的规模与领域并以此促进"效益就业大国"目标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