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论盛唐文化的发展与变异李岩所谓盛唐文化，是以玄宗朝为主，上溯高武、下及德宪朝，空间分布涵盖开元十五道，以西安、洛阳为中心向外呈辐射状的文化。玄宗开元天宝间（７１３～７５５），为历代史家所称颂的“盛世”，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超过前期，政治上实行较开明的...     

简论唐朝后期兵变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日益衰败。其原因不仅由于藩镇林立割据，更重要的是兵变迭起。唐朝后期兵变对于继盾之后的五代十国和赵宋王朝的政治结构，影响很大。本文仅就唐末兵变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唐末兵变频繁唐朝的同势在玄宗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即史书所称的“开元盛世。”但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唐的统沿基础，使唐王朝开始衰败．在唐朝后期的150多年的政治局势中，落镇林立和藩镇割据是其突出待点。有论“天下尽裂于藩镇。”其实，也不尽然。藩镇内部后期也动荡不安。频繁兵变即是一大特色。据《资治通鉴…     

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的时代特征

唐代前期,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等,都是右文之主,学术文化也处于发展的良好态势。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一些文化传统,开元天宝年间,文化空前繁荣,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盛唐气象"。     

唐玄宗盛衰史略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非同一般的皇帝。把唐朝的盛世推上顶点的,是他;从顶点上跌下来,使国家陷入动乱衰败局面的,也是他。所以史家们称他为“前明后昏,半明半昏”。开元、天宝之间,就是他盛衰史的分水岭。选贤任能 采纳忠言 从开元元年(七一三年)到开元二十     

刘晏的理财用人

史学界常以“安史之乱”作为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分水岭,乱前是贞观到开元的盛世,乱后则一蹶不振,直到黄巢农民大起义,唐祚寿终正寝。不过“安史之乱” 以后,有一事实却不容忽视。即唐代的历史仍然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而且到宪宗的元和、长庆间还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中兴。从天宝年间即进入仕途的理财家刘晏在此期间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刘晏(公元715年～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县人,幼年时就以神童之名闻于远近,甚至受到玄宗皇帝的青睐。8岁时被破格授予“太子正字”。10岁时,在长安兴庆宫勤政楼的一次盛大游艺会上,受到玄     

天命再造：唐玄宗的“梦真容”运动

初唐到盛唐的老君圣祖崇拜演变，终致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以“梦真容”为由发起一场耗时数年、波及全国的政治信仰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玄宗建立起道教王朝的国家形象。虽然杜光庭、贾善翔、谢守灏等道教内部“史家”对玄宗“梦真容”事件的记述失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后世学者对此事的关注，但碑石和诏敕材料的存在足以驱散道教内部记述所布下的迷障。“梦真容”的发起确有历史的偶然性，但却又是李唐与道教之间政教关系演化之路上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环节。玄宗与牛仙客、李成裕、李林甫、玉真公主、部分地方官员以及道教界的协作，使这样一个原本可能子虚乌有的梦境，转化为拥有实体的社会运动，颇为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上行下效的政治—信仰运作机制。     

王夫之论安史之乱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唐代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居重驭轻"、"不专委边将之任"的改变是安禄山起兵的重要原因,玄宗、肃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肃宗的平叛计策,又进一步影响了叛乱的平定,在回纥的威胁下,唐代宗最后与安史降将妥协而结束了安史之乱。     

试析《长恨歌》的思想性

对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很多评论家总认为,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理由是玄宗后期政治黑暗,生活荒淫,从而招致祸害天下的安史之乱,白居易根本就不该去歌颂他与杨妃之间的什么“爱情”。这就是说,《长恨歌》的创作是不符合人们心愿的,其思想内     

宦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有唐以来,自太宗至玄宗天宝初年,社会较稳定,经济上呈现了繁荣景象。但随着宦官的逐渐干政、专权,导致政治的更加混乱和黑暗,导致唐王朝的衰落和灭亡。本文论述宦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试论唐宪宗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后期的皇帝远比不上前期的皇帝英明,然而,在唐后期昏庸的皇帝群中,唐宪宗却是较有作为的一个。但到目前为止,对唐宪宗,还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图对唐宪宗的功过是非作一粗略的分析。一唐宪宗即位之初,较为英明果断,颇有雄才大略的气度和胆识。他极赞佩盛朝治世之功,决心仿效太宗、玄宗,中兴唐室,并为此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他的主要优点和功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唐代剑南西川分立原因探析

本文从安史之乱以后,玄宗、肃宗父子间争权夺位这一角度论述了西川从原剑南节度分立之原因.玄宗肃宗父子斗争的结果,是肃宗取得主动权,从而直接促成了剑南分立为东西二川.     

官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有唐以来,自太宗至玄宗天宝初年,社会较稳定,经济上呈现了繁荣景象.但随着宦官的逐渐干政、专权,导致政治的更加混乱和黑暗,导致唐王朝的衰落和灭亡.本文论述宦官干政对安史之乱及唐后期衰落的影响.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和他对于传統正統史学的斗爭——刘知几誕生1300周年纪念

唐代杰出史学家之一刘知几(后避玄宗隆基偏讳,改以字行,名子玄),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丛亭里人。诞生于公元661年(高宗龙朔元年),逝世于公元721年(玄宗开元九年),到今年,正是他一生一死的1300和1240周年纪念。从他二十岁入仕、授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主簿起,至六十一岁贬死在安州(今湖北安陆县)别驾任所止,经历了高宗、中宗、睿宗、武后、玄宗五朝,其中足有二十年时光是在史馆“掌知国史”(《旧唐书》本传。按公元702年——武后长安二年,知几始“为著作郎,兼修国史。”时年四十二。《新唐     

东夏国开元位置考

开元这个名称,渊源于唐朝玄宗皇帝的开元年号(713～741年),而到金末元初,蒲鲜万奴第一次把它用于地名。东夏国时期,开元成为它的首都,很可能又以开元为中心设置了开元路的地方行政机构。因此,开元在东夏国时期很有声望。但是,由于东夏国仅存19年,在《金史》中又未专设蒲鲜万奴传,因而,不易考证开元的地理位置。尽管如此,在元明以后的各种古籍中,虽很零碎却在多处保留了它的名称。而多年来发现的有关东夏国的文物,对考证东夏国的开元位置也提供了可能性。     

五代枢密使和枢密院初探

枢密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宋、辽、金、元各朝继承并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政治机构。研究它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政治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对五代时期的枢密院作一初步探索。一、五代枢密院之沿革中唐时期,中央政府的中枢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宰相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行“中书门下之印”,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安史之乱以后,中央王朝的政治生命力受到严重摧残,外有回纥、吐蕃的骚扰,内有藩镇军将的     

张九龄经济思想初探

去夏,我有幸出席了纪念唐开元贤相张九龄诞辰1310周年而在他故乡韶州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与会期间既有教益之得。也深感要全面评介这位当年以“尚直”著称的政治家①,似有对他有涉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言行再进行观察和探讨的必要。以往读史也曾考虑过,开元廿一年冬玄宗拜他为相时,是曾寄予他“当以经术济朕”的厚望,但九龄的经邦之术,既不同于以治财赋得幸于上的百日宰相宇文融,也有别于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的裴光庭。和他同日拜相的裴耀卿,则在拜相前的一次玄宗召见中,面呈了他一套沿河置仓纳运、既省费钜万,又可岁增江淮漕粮以实关中之储的计划②,并获玄宗首肯。治唐史者都知道,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狭谷少,国用所需常要靠京师左右诸道的粮粟周济,借裴耀卿的话说,     

李白笔下的黄河

在广阔无垠,璀璨夺目的唐诗星空中,伟大的诗人李白,恰似一颗闪闪发光的巨星。在他光彩而又坎坷的一生中,写下了近千首诗篇,其中有关黄河的诗歌有二十三首。这些诗无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有杰出的成就,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一、描绘了黄河的壮丽气象 李白经历了整个盛唐时代。唐玄宗开元元年,他才十三岁,到“安史之乱”的天宝十四年,已五十五岁了,唐代宗宝应元年安史之乱结束,而李白也就在这一年病逝于安庄,他在诗歌中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使他的诗呈现一种青春焕发,健康爽朗的上升气象。他的黄河诗最可作为代     

“在”的意义与追问——元稹《行宫》新析

“寥落古行宫 ,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 ,闲坐说玄宗。”元稹的这首五言绝句 ,按一般的理解 ,描写了两种景象 :一是古行宫及行宫里开放的花之寂寥 ,二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宫女坐在那里 ,闲聊着玄宗的事。从整首诗看 ,此诗以行宫的寥落和宫花静寂开放、无人理睬之情景映衬白头宫女受冷落而孤独寂寞、无可奈何的境况 ,言“宫人幽怨”之情。然而 ,行宫及宫花之寥落缘何能映衬宫女孤独寂寞的处境 ?宫女闲坐说玄宗又何以能体现“宫人幽怨”之情 ?这涉及到该诗的“肌理构造”的体验和解读问题。过去一些解释此诗者多从时代背景去理解 ,言“安史之乱…     

皇帝“私”礼与国家公制:“开元后礼”的分期及流变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论“安史之乱”时期的唐蕃关系

<正> 安史之乱起后的唐与吐蕃的关系,治唐史诸专家的看法大体相同,岑仲勉先生的观点可作为代表,他说:“安史之乱,各国都向唐声援,独吐蕃取乘危态度。吐蕃往日以我河湟一带设备充实,故用兵侧重取外围(如安西四镇)。及安吏之乱起(七五五),侦悉河西兵内调,守备空虚,于是改计从内围进攻,河、陇先沦,西方断路,安西、北庭遂为彼囊中之物。又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外扰内患,相逼而来,唐之一蹶不振,亦吐蕃牵制有以致之。”从宏观上来看,岑先生持论允当。时至今日,随着对唐史以及唐蕃关系的研究的深入,已不能满足于仅从宏观上把握了,要求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些似是而非,甚至当时史家所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