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域文人集群与地域诗派的形成——以南园诗社与岭南诗派为例

通过南园结社,元末明初岭南形成了一个地域文人集群.通过群体性诗歌活动,南园诗人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地域特质,通过家族传承、师门传唱和乡邦传播,南园诗歌实现了代际传承,岭南诗派在岭南成了现实;通过走出岭南,积极参与全国各地各类文化和文学活动,与其他地域诗派展开文学交流,南园五先生传播了岭南诗歌,提升了岭南文人的文化形象,实现了岭南诗派在南国崛起;而南园五先生及南园后学的南园情结,则强化了岭南文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也奠定了岭南诗派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岭南文化透镜中的清代广东诗歌──评《清代广东诗歌研究》

台湾文津出版社新近样行的大陆学者严明的《清代广东诗歌研究》，至少在两方面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学术价值：一是首次完整地梳理了清代广东诗歌的发展流程；二是努力将这一地域性分体断代的文学置于岭南文化透镜中审视。就岭南诗歌史来看，尽管“开无贤相”张曲江标志了岭南诗歌真正崛起，但直到明代，岭南诗坛尚未取得颌顿中原诗坛的地位。岭南诗学的全面兴盛是在清代完成的。其标志有三：一、产生了一批任何文学通史都不能够“疏漏”的大家，从清初“岭南三大家”到清未“诗界革命运动”的领袖黄遵宪、梁启超等嗣响不绝；二、从明代以来主要…     

浅析玉林地区民歌与《诗经·国风》在比兴手法上的异同

玉林地区位于祖国的桂东南,秦属桂林、象郡管辖,是广西开发得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公元前214年湘桂运河开通后秦始皇平服岭南,设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征发大量的中原居民到岭南定居以来,至今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沿着兴安灵渠(湘桂运河),中原移民不断南移,中原、岭南的经济、文化不断得到交流。这期间,中原移民与玉林土著人民共同开发玉林,并创造了大量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很有特色的民间文学。目前在玉林地区流传有大量的民歌。这些民歌与先秦的《诗经》、汉朝的《乐府》、南北朝的民歌、唐朝的新乐府诗以及宋、元、明、清各朝代的民歌互相辉映,属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学的一部分。     

文学地理研究中的作品分析刍议——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文学地理为例

通过阐述文学地理研究中有关地域文化的认识问题,指出对于地域文化的了解,受到文化变迁、社会总体知识水平和个人经历经验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又以唐五代时期岭南的诗歌为例,提出了一种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即按照创作地点将它们分为"在岭南"与"自岭南"两类,并比较了两类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的差异,进而探讨了它们对于文学地理研究的意义.     

正视岭南--关于岭南文学与文化的思考

正视岭南,不仅包括深入总结岭南文学的风格与特性,同样也包括面对其欠缺和局限.一方面是对岭南文学深度的开掘,另一方面是对创作向度的把握.在岭南文化的基础上,对岭南诗学的研究思路进行整理和澄清,在新的层面上,致力于岭南文学与文化相互提升的双赢.     

泰山郡之设与秦代齐地置郡——兼论秦郡的一种生成模式

新出简牍封泥资料的面世，打破了固有的秦郡体系和研究思路，重新思考秦郡问题成为必然。有关秦代齐地置郡问题的讨论具有代表性，而该问题本身在秦郡研究中又具有独特性。结合秦简牍封泥中的职官地理信息，尤其是岳麓秦简“泰山守”相关令文的程式，基本可以坐实秦设有泰山郡。就出土文献来看，秦代齐地可被确证的还有临淄、琅邪、即墨三郡。齐地置郡的背景有别于五国，秦帝国的顶层制度设计和齐地区域治理的传统分别是秦得天下时置郡与治天下时分郡考虑的重点。齐地分郡主要采取的是秦郡生成中的母郡模式，以郡尉治所迁徙到新郡为主要实施手段。母郡模式除了以齐地为代表的裂变型，还包括以岭南三郡为代表的开发型。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秦郡问题的讨论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地域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以现代岭南文学为例

岭南独特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有利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萌生,现代岭南文学从发展初期就包含一定的后现代主义元素,但没有发展成彻底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一百多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与现代岭南文学同行,参与了现代岭南文学经验的建构,也通过本土化成为岭南文学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现代岭南文学的发展历程,有助揭示岭南地方性文学经验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关联,彰显以岭南文学为代表的区域文学的独特价值和启发意义。     

诗话与古典诗歌的语境——中国古代诗话的现代阐释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从先秦到明请的两千多年中,诗歌始终是处在文学文化与文学观念的核。乙位置上。古典诗歌的繁荣不仅仅意味着创作活动的繁荣,而且也意味着诗歌接受活动的繁荣。创作活动的繁荣可以通过创作出的作品的数量、质量与作者的情况反映出来,而接受活动的繁荣则是由诗歌的传播与关于诗歌的话语表现出来。传统的文学史或诗史实际上是作品史或创作活动史,关于诗歌接受的问题通常是归入了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这种切割文学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否有价值姑且不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来说,显然造成了对诗歌接受活动研究的偏狭和片面性。具体地说,就是对“诗话”研究的偏狭和片面性。     

岭南的风彩和神韵——《岭南现代文学史》引言

<正> 文学都是有地区性的.三、四十年代就有东北沦陷区文学、重庆大后方文学、上海孤岛文学、陕北根据地文学,现时又有中国西部文学、北大荒文学,等等.岭南,即五岭之南的地区,这里主要指广东而言.举凡一个地区的文学,必须有本地区一批成熟的作家和作品,否则,就很难构成这一地区的文学.岭南文学并非岭南人的文学.     

唐宋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岭南

在唐宋的历史地理中,岭南包括现今的广东、广西、海南的广大地区和越南的一部分,这时候中原人士对于岭南的认知是偏僻边远、蛮荒贫穷的落后区域,而在政治上,岭南也是罪臣逐客的迁谪流放之地。在诗歌地理中,受荒服之地观念的影响,唐诗地理中的岭南等同于失意人生与生命的沉沦,瘴雨蛮烟是其经典的意象。宋代诗人继承了唐诗对岭南地理的普遍认知,并使瘴雨蛮烟意象蔚为大观,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影响下,江南意象的比对运用及岭南日常生活的大量描绘,使诗歌中的岭南呈现出一片自适闲逸。岭南遂由瘴乡蛮地有了“大舜隐真之地,达人循迹之乡”的意味。     

重写的文本——谈诗歌是否可译

一直以来翻译都被视为各民族间文学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学活动。诗歌的翻译在翻译界、文学界都是颇受争议的,对于诗歌是否可以被翻译的讨论一直在继续。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诗歌的翻译是一种破坏性的重写活动。     

岭南文学:一种解释和推断

岭南文学在参与时代、环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选择时,风格因素并不重要。讨论岭南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距时,应把着眼点放在新的现实的积极因素方面。在南方沿海出现的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必然要寻找文学的代言人,新的文学也将以他们为代言者,这才是岭南文学的优势与潜力所在。     

岭南诗风与岭南艺术

岭南诗歌作为岭南艺术母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必然会受到岭南地区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受到岭南其它艺术形式(比如词曲、民歌、地方戏、音乐、书画等)的交叉影响,而后者的影响往往更为密切和更为久远。本文把岭南涛歌放到岭南艺术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研究,具体分析了岭南诗歌与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交叉影响以及相同特色,进而揭示出岭南诗歌的艺术风格及其产生与发展的前因后果。     

关于岭南文化艺术的历史观察与美学思考(研究提纲)

(一)问题的提出1.有没有一个岭南文派?在今年初的广东中青年作家创作实践研讨会上,老作家吴有恒作了题为《应有个岭南文派》的发言(见1986.3.10,《羊城晚报》),他提出:“既然有岭南画派,有广东音乐,那就应有个岭南文派”。“岭南文派有一个特色是开放,是新潮。”“岭南文派应力求以新奇取胜,而不以古朴见长。”“岭南文派,应该有,但尚未有。似有实未有。它还未有足够数量的作家,还没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作品,关键在于新起的一代。”这就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岭南文学的命题提了出来。2.近年来对岭南文学的研究状况     

香港“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述评

香港“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述评艾晓明前段，在香港由岭南学院中文系，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１９９６年“女性主义文学国际研讨会”是一次颇富成果的大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新加坡、台湾和中国的学者，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     

珠江文化与珠江文学

今年初,广东著名作家吴有恒提出了“应有个岭南文派”(岭南指的是五岭以南的自然地理区域,主要指广东)的主张。“岭南文派”的提出,其着眼点有二:一是强调了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二是从风格特色的角度着眼,即主张作品要有岭南味。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自喻的,丹纳等人对此曾做过极其精辟的论述。然而文学种类的划分,毕竟不能等同于自然区域的划分,单从自然地理的因素出发去划分、规定一种文学,是一种静态的方法。风格特色固然是衡量某一文学流派的重要尺度,然而风格和特色并不是凭空产生的,离开了一定的文化土壤,就无从谈起。上述“岭南文派”的提法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毕竟缺乏文化的纵深考察,难以对一种文学做出系统的、全方位的观照和界定。     

广西地区最早的县——洮阳

历史上广西最早的县在哪里?这是研究广西郡县沿革的学者尚未解决的问题。按一般常识,谈论广西郡县沿革之始,都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岭南地区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今广西的大部分属桂林郡,小部分属象郡。但是这些文献略而不详,郡下辖哪些县,无从推考。《汉书·地理志》较之《史记》显然详细得多,郡下都注出了所辖县名和郡县设置的年代。据统计,今广西属当时的苍梧、郁林、合浦等郡,桂北部分县属零陵郡,桂西边区属群牁郡。但《汉书·地理志》所反映的只是西汉晚期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郡县情况,在广西各郡下虽都注明“武帝元鼎六年开”,如可信,也只能上推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后,仍无法与秦时郡县比较。经过对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出土的漆器铭文“布山”     

赵佗在岭南的文治武功

岭南各部越人很早就同中原华夏族政权建立了关系。不过他们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却落后了一大截,直到战国末期还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各有“君长”的“种姓”(氏族)彼此攻杀不休,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地方政权。他们当中的一部分长期依附于楚国。公元前二二二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灭楚的秦军开始逾岭南进。由任嚣和赵佗(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两个尉官率领的秦军,胜利开赴“番禺之都”(今广州市)。公元前二一四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朝在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个郡。两位秦军将领随后在南海郡任职:任     

漫论西域诗的爱国主义

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中,爱国主义思想一直是重要内容之一。从汉代开始,内地有不少杰出人才远戍西域,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不少描绘西域山水风光及人事活动的诗歌。虽然个别作者在部分作品中曾流露出消极悲凉情绪,但不能否认爱国主义是这些诗歌的主要内容。因此描绘西域风情的诗歌是我们的一笔优秀的文学遗产,我们应该研究它,继承它,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新文学。本文想就这些诗歌中的爱国主义内容作一些初步探讨。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对诗风的启引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活动,在组织者、规模、频次等方面,均具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此种较为密集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整体上的启引:雅集带动西晋诗歌创作数量的提升,且对诗歌的文化特征有着潜在的影响;雅集活动直接促进了诗文品评,引导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渐趋一致,逐渐确立起西晋诗歌的审美规范;雅集活动还促进了诗文的传播,动态性深化了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进而推动诗风的形成。这些环节相互交织、回环往复,从整体上有效地启引了西晋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