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以警务网格化管理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推进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实现政府治理和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市域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我国不少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依然存在权责边界模糊、选拔考评机制不完善、网格员法治思维欠缺、多方数据平台缺少联动机制等现实问题.在公安工作中推进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维度,这对于深入推进基层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机制与优化路径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据治理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手段、服务业态和治理方式,并为驱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提供新的支撑。数据治理通过驱动思维决策方式转型、价值创造方式转型、市场主体行为方式转型和政府自我调适转型等途径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需主动适应并加快自身数字化转型,进而不断提升数据应用水平。为此,有必要从强化政府数据纵横交融的复杂性、增强政府数据治理与市场发展的适应性以及政府数据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协同性等方面着力,为推进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赋能。     

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数字化转型中多要素路径组合的视角，对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方式研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以组织创新领域的TOE理论为基础，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框架。进一步以我国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比较和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有三条路径——发展驱动路径、需求回应路径和竞争压力路径，这三种路径组态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对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通过聚焦组织机构与信息技术的互动，深化了对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解。进一步推进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重点加强新型信息技术工具的深度应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     

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庆市社区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庆市社区改革是实现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为继续推进大庆市社会治理改革的深化,应当从经济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人本价值取向三个维度建立社区服务绩效评估体系,通过绩效评估进一步规范社区服务,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大庆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和谐大庆。     

“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与取向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不适配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重塑乡村治理格局。数字技术作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力支撑,契合乡村精细化、透明度、专业化治理需求,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发展转型。基于此,结合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在规律,对"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化治理从敏捷治理、多规合一、多元协同角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知识、信息等溢出效应,可加快乡村现代化发展步伐。进一步提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化规则适配能力、发挥数字技术引导效用、构建多元主体联合机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取向,以求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化改革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入技术嵌入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探寻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实现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要突破数字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干部能力、部门协作、应用场景等领域面临的现实梗阻，应在数字技术与市域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实践中，坚持党建引领改革，打造多元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数字治理制度，健全数字化改革标准规范体系；完善改革运行机制，做好全过程评价监督推广保障；培养数字思维理念，全方位提升干部数字治理能力；加大改革系统集成，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完善多跨场景应用，建立民意回应的综合平台与机制。     

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的逻辑、挑战与进路

数字政府治理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坚持统筹协同的理念,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整体集成。为此,推进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的应然逻辑成为题中之义：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选择,提升政府履职能力的现实要求,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客观需要。在实践中,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面临着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难调控、履职数字化提升新能力难协同、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难整合、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难统筹等方面的现实挑战。在应然逻辑和现实挑战的双重牵引下,未来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应从经济数字化、履职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加强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的调控、加强履职数字化提升新能力的协同、加强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的整合、加强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的统筹。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与对策

大庆成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以来,市委、市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量工作。从转型发展升级和“三个城市”建设需要看,大庆还要着力解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队伍建设水平,强化科技赋能,提高法治保障能力。     

现代化视野下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城市社区治理遇到了挑战。尽管城市社区治理所处的困境是非线性甚至是多元的,但根本原因是城市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薄弱、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建设相对缓慢。在理顺政府-市场-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居民四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这是破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依据和思路

推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需要,是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资源的需要,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民心的需要.加快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治理理念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工作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权力分配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工作作风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评价标准从领导满意向群众满意转变.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城市空间逻辑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制度走向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也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打造了数字化的信息空间,人们的社会关系逐渐转移到这个数字空间之中。研究数字空间中的城市科学化治理,将其中的城市权利进行重构对保障城市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表现在为城市发展提供所需资源的保障,同时也决定了不同城市之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其社会属性表现在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资源再分配制度。数字城市空间的存在能够弥补城市资源不均的差异,缩小城市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同时也要注意城市数字化转型存在的诸如算法黑箱、数据垄断、数据资本异化等方面的风险。为规范数字化时代城市空间的发展理路,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以政府为主导、兼顾弱势群体、以数据开放为基础。     

数字治理等同于清晰治理吗?——审视数字治理中的清晰与模糊

一般认为,数字治理可以实现治理的清晰化,但数字治理就等同于清晰治理吗?或者说,数字治理能完全消除模糊性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社会问题总有部分构成是符号的盲区;数字技术的降阶化处理又常常将社会问题置于模糊的认识框架中;在数字治理中,分析性思维的应用也并不彻底;符号指称通常需要阐释因而有了裁量的空间;而且,抽象路径本身就是基于模糊思维形成的。从应然层面看,清晰化往往与控制相关联,因此,数字治理不应将模糊性的消除作为其目的;从概念来看,模糊性是事物存在的本来面貌,清晰与模糊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数字治理的清晰化追求反而会增加模糊性,这是清晰化的悖论。我们应该尊重模糊性并充分利用模糊性来实现有效的治理。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抓手,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但在数字制度、资源及能力配置不对称条件下,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我国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还存在数字经济体制创新滞后导致对新经济的激励不足、科技管理制度滞后导致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突出、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滞后导致人才规模和质量受限、现行数字服务供给状况与业界实际需求存在脱节、数字领域规则标准与高标准国际要求衔接不紧密等瓶颈约束。为实现“数字中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蓝图,未来亟需多管齐下、精准施策,推动数字治理体制创新,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效应;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数字人才规模和质量;提高数字服务供给效率,优化服务中间品投入质量;深度对接国际标准规则,推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正经历着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亟需研究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在中观层面,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有着三个重要的底层逻辑：促进连通性,推动开放与参与;实现数据化,增进智慧与安全;直面复杂性,应对风险与挑战。它们是数字技术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增量变化,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其他传统要素难以提供的。这三个底层逻辑体现着数字技术对于社会治理的独特工具性价值。未来,更加深入地分析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应用中的支撑条件和非预期后果,是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     

“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理念和模式不断演变,数字化、多元化、现代化成为客观而普遍的需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领域逐渐增多,在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面临着新的挑战。“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数字安全威胁不断升级、数字教育治理效能不高等等,成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实现数字化成功转型的主要障碍。为此,“数字丝绸之路”视域下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合作应增强数字政府效能,探索数字教育治理规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数字教育环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构建数字教育合作格局,共建高等教育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