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这一问题。其中既有读书人在学理方面的探讨,也有革命党人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歧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而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共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     

再论“问题与主义”论战双方的深层思想基础

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二十世纪初一场著名的论战,胡适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其信奉的美国＂实用主义＂,而李大钊的观念则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所秉承的两种＂实用＂观念的冲突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论争的一个缩影。     

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 ,其用意是反对包括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主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 ,是要不要旗帜之争。胡适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当然 ,认为胡适只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也不合乎实际。胡适反对研究和宣传主义 ,是因为他坚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否认理论的积极作用 ,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胡适在《三论》《四论》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不得不承认主义有作用 ,转而反对教条主义。但是 ,胡适认为主义的作用 ,只是一种参考的作用。因而继续抬高方法的作用 ,而贬低主义的作用     

20世纪初的三大论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读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三大论争会使我们对论争的意义有一全新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义乃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社会主义之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之争则明确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任务。三大论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程的逻辑链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逐步展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     

郭沫若扬孔抑墨之胡适缘由

郭沫若与胡适天赋禀异、学术各有所长,但都恃才傲物,故互相难免义气之争。尤其是,郭沫若信奉共产主义,秉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胡适则鼓吹自由主义,坚守实验主义方法,并公开反对中共政治主张。他们在诸多方面如整理国故的理念、中国古史观念等,都存在着严重分歧。特别是在先秦诸子问题上,胡适要扬墨则势必抑孔,郭沫若因与胡适对峙,则势必抑墨,故而扬孔。     

关于“问题与主义”讨论的再讨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时期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从"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讨论入手,考察胡适当时的思想和矛头所指、李大钊的认识和表态、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和提倡"问题研究"、及邓中夏的活动等,认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在反对传统思想迷信方面以及主要针对无政府主义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和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成长,客观上产生了主要是积极的影响.     

"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民族危机与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这场危机的实质可表达为近代中国人产生了民族和人格的"认同危机".如何解决民众的"认同危机",构成了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清末"维新派"的"新学"、"新政"与"新民"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与革命"之论争;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与新人说"的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界"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的主张等等,这些变革与主张尽管在时间顺序上有阶段性,也存在一定的叠加和交叉,却清晰地表明了此时期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从传统教育思想的瓦解到"新民"教育主张再到"国民性改造"教育主张以及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术和学理的创新性研究

习近平"七一讲话"从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科的学术和学理研究的视域,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内在禀赋、"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和学理依循,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主题研究的境界.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仅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特质和特征,而且还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两个"相结合",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的科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理依循的凝练.从两个"相结合"及其内在联系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和学理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主题"探索有着重要的学术的和学理的启迪.在学科和学术研究中,要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理论主题以及相应的思想内涵、理论创新和学术意蕴的研究.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胡适和梁漱溟的两度"合作"

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分别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保守的新儒家学者 ,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思历程 ,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并试图解决社会改造、文化重建等重大问题。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共识” ,且私交甚深 ,“五四”前后曾共同参加李超女士追悼大会 ,并共同列名“好政府主义”。本文以上述两次“合作”为切入点 ,分析考察了三人在妇女运动和社会改造问题上的异同。     

从学理型政治到政治型学理:"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路径的后续言说

从"学理型政治"演绎为"政治型学理","问题与主义"之争不单是一个"学理"的细微差异,其本质上还是"问题"与"主义"分属的两种思想路径的冲突.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迂远与直接、渐进与急进构成了思想史上的两大歧路.因此,<新青年>知识群体的分化一开始就在政治哲学的背景上奠定了.     

胡适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推动——从“问题与主义”之争谈起

胡适针对社会上＂空谈主义＂的现象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进而以《每周评论》作为主战场,进行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虽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主义遭到批判,但是正是这样一场自由的争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促进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高教践行探索

不断推进马克恩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是我们党总结国内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的重大课题。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是高校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要高度重视教育教学工作,让大学生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真正理解...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历史的整体视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与“理论”之争及其启示

文章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 son)和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两人关于"事实"与"理论"的激烈争论,对他们在理解上各自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双方争论的实质以及消除这一争论的途径。文章认为,"事实"与"理论"之争其实是特殊与普遍、具体与抽象之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的对立,这种对立只能在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界中获得统一。     

李大钊对“好政府主义”的认识——兼论其“平民主义”思想

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前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他既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平民主义”思想,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民主主义道路;又希求在不改变军阀反动统治情况下作某些政治改良,并在胡适等人提倡“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字,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英雄人物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正确对待错误。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和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一样,决不会是直线前进的。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包括我们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如果不去揭示他们思想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必然走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对李大钊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不应隐讳;而应去研究它,分析它产生的原因,指出他是如何在斗争中认识与纠正错误,从而得出关于李大钊思想及其发展的全面结论。     

论人与环境问题的合理性——基于实践思维方式视角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主义"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相关哲学问题的规则、途径和方法之所在。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以及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实践规律的角度对实践思维方式研究人与环境问题的合理性进行了阐述。只有在人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中国革命斗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结合中国现实,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从学理的层面、从理论的核心深处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主要是指与儒家哲学的融合,两种哲学融合的基础在于两种理论的核心深处存有着人类社会的共同法则,即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强烈的实践思想。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很好地将中国儒家思想包融于自身时,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变革——纪念艾思奇《大众哲学》发表70周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变革具有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把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走哲学学理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道路,并以面向大众、武装大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取向。     

论李大钊的国家理念与新闻思想转型

李大钊前期主张改良建国,"宪政秩序内的言论自由观""权力监督的媒介功能观""查事之精的新闻真实观"和"启蒙民众的传者受众观"构成其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主张革命建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成为未来国家形态的根本特征。李大钊"学"随"术"变,"阶级专政的新闻自由""主义宣传的传媒功能观""解喻现象的新闻真实观"和"崇拜民众的新闻受众观"构成了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这种思想的跳跃,呈现出极致性、功利性和急躁性等思维特征。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思考

正确理解马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中的"三个统一",即过程与目标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基本原理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大众化的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需要,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同时还是完善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需要坚持群众主体化、教育分众化、形式通俗化、理论联系实际等基本原则。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关系,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大钊“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李大钊是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灵肉一致冶和“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精神改造,号召青年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也主张物质改造运动,但他认为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仅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达到互助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目标。 李大钊后来虽也提出“工人政治冶的表述,也领导了中共的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他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应依靠农民、应到农村开展农村革命。 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