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学与五四运动考论

在山东学界的五四运动中,齐鲁大学居于领导地位。同时,作为在中国创办最早的教会大学,齐大的历史也折射出教会教育、民族意识和现代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在五四运动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依据档案、报刊、电文和回忆录,还原历史现场,考察齐大与当局的关系变化和校方对学生运动的立场转变,亦可借此考求齐鲁大学在五四前后的诸多历史面向。     

基督教(新教)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及其历史贡献

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教会大学。教会大学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给中国传统教育带来了新鲜空气,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妇女的解放。     

抗日战争与基督教大学的中国化进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 ,基督教大学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坚持办学 ,为中国的抗战建国事业服务。基督教大学师生响应民族召唤 ,以各种形式直接参与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同时 ,各学校都积极调整教学方针以培养符合战时需要的人才。基督教大学抗战时期与整个民族共赴国难 ,进一步推动了其中国化进程 ,有力地改变了自身的形象 ,开始被接受为“中国人的学校”。     

圣约翰大学的办学实践及客观影响

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以来外国差会创办于中国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西方传教士设立于中国的教会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是首个将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并以地道英语教育为媒介传播西学的高校。圣约翰大学独特的办学模式在诸多方面均开创了中国新式高等教育之先河。西方教育理念和管理制度的引入让人们开始理性看待并思索未来中国教育发展及变革的方向;圣约翰大学成功的办学实践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他们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圣约翰大学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客观上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积极影响。重温这段历史,在当下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从乡村建设到边疆服务——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

在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齐鲁大学有乡村建设传统但无边疆学术传统。抗战时期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其边疆研究主要与其主导性参与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该校国学研究所在边疆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与其早年的乡村建设传统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其边疆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及实践取向。     

论非基督教心思潮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

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反省思考中国基督教教会的现实与出路,直接促成了教会关于教会本色化运动,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的构想。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教会人士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困境、何为本色化、如何做到本色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本色化的讨论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使教会的本色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使中国教会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     

走出控制与自治之争——现代大学制度下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新定位

落实和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之间的平衡,既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重塑中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关键切入点.在强调共同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应当主要体现为合作伙伴的关系,这是平衡双方关系的最佳选择.政府和大学双方都要转变思路,努力从争权走向合作,走出控制与自治之争,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彼此的期望而紧密合作.     

大学学术和谐的内涵与实现

现代大学的学术责任是在一系列张力处于和谐状态中得以实现的.大学的学术和谐有赖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者角色与公民角色、学术成果数量与质量三组张力的和谐.只有学术张力达到和谐状态,才能最终推进大学学术的良性发展.     

租界与教会的希腊——希伯来精神

欧洲文明的两大支柱——希腊文化和希伯来信仰,在四千年华夏文明的土壤上,其传播、嫁接的生命力,注定是艰难曲折的。百年租界文化尽管地区不够广,但影响深远,在现代中国文教事业上的开拓性和示范性,不可抹杀。近现代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意义上的中学、大学、学院和各种正规学校,首先在租界出现,而最早的现代学校,多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或与教会有关。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教育大约处于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以前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知识为主;到20世纪初,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一飞跃同教会大学是分不开的。特别应注意到:革新的教会学校沪江大学,确立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沪江模式"。     

中国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问题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世俗化的趋向。基督教大学中国化的进程,更进一步地推动了这些学校世俗化的发展。中国基督教大学在适应中国社会的教育需求、努力提高其教育水平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防止世俗化趋向影响其基督教性质,以实现其"更中国化、更有效率、更具基督教性质"的目标。这些努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改变中国基督教大学之中国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向。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的教育理念述评--以华中大学韦卓民先生为例

韦卓民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爱国者，他博学多才，学贯中西，以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致力于华中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高等教育思想。在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二十多年的校长任内，他始终坚持“兴学育才，蔚国所用”的办学宗旨、“重质不重量”的教学管理制度、“以生为本”的价值取向及“民主、负责、守法”的大学精神，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将华中大学这所教会大学办得相当有活力并颇具特色。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爱国者、教育家，韦卓民先生独特的办学理念和丰富的办学实践，对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着较大的现实意义及启示。     

大学的学术性与功利性

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功利性是大学的固有属性，两者不可分割且内在统一于大学这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之中。大学的学术性本身就蕴涵着功利性，大学的功利是学术的功利而不是其它。大学的功利性是对学术性的维护和保障。大学的学术性与功利性及其内在统一关系启示我们：深化大学改革必须确立以学术为本、人才为本的大学办学理念，要努力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处理好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大学的办学活力。     

创新创业造就全新的大学模式--创业型大学评介

作为在环境的需求与大学的反应能力之间寻求对称点的有益尝试,从欧洲到亚洲都兴起一股创新创业、造就全新大学模式的新风气.着重剖析了创业型大学的基本内涵、转型的基本要求以及由此得到的启示.     

治理模式变迁与教会大学发展——以之江大学为例

作为教会大学的之江大学,它的治理模式从立案前教会管制模式转变为立案后政府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这种转变为推动之江大学在学科发展、教学和科研水平、社会声誉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立案后政府作为重要的外部力量参与教会大学的治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推动之江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参与下的共同治理模式为之江大学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试析基督教大一统世界的建立与瓦解及其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影响

中世纪的欧洲在教会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信仰一致的世界性宗教帝国，确立了其在中世纪独一无二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控制力。伴随着权力的扩大，教会日益走向世俗化。神圣的神职权力被到处乱用以谋取世俗权力和利益。教会的腐败日益严重，最终伴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兴起而走向衰落。基督教大一统世界走向瓦解，然而他所创造的二元社会结构及其孕育的个人主义精神却不断发扬光大。近代自由主义就是在基督教的母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     

教会大学——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催化剂

教会大学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教会大学退出历史舞台,其存在期间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萌芽和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英国宗教改革与大学教育的变化

16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民族的国教教会 ,国王开始将权力范围扩展到以往属于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的领域 ,其中加强对大学的干预和控制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都铎王朝的几任君主对大学的干预、监督和控制 ,既改变了过去大学由教会独立控制的局面 ,也促进了这一时期大学教育的世俗化 ;而大学本身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扩大与发展。     

中国近代教会高等教育的历史审视

教会大学指的是西方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十多所高等教育机构。自 1 9世纪 80年代起 ,教会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 ,一般认为 ,受美国长老会差遣的传教士狄考文主持的文会馆 ,于 80年代开始进行高等教育 ,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绝大多数的教会大学是在 2 0世纪初以后正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教会大学的产生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 ,教会大学在办学目的、教学活动、教育管理、教师及学生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 ,并作为教会学校体系的尖顶而对中国的社会及文化教育发生作用。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研究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沦陷区中国基督教会的生存开始面临严峻挑战。1942年成立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是整个华北沦陷区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从该教团的成立和运作看,日本方面实行的是一种殖民地常见的政治模式即代理人机制。在政治层面,日方通过伪华北政务委员内务总署和各地伪政权来监管和整顿基督教,在教务层面则通过日籍特约委员和本土教会领袖来直接控制教团及分支机构。日方对华北基督教会的目标是配合其思想战,施加强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相当直接和粗暴。不过为达目标,日方建立的话语体系却相当技巧和精致,强调摆脱所谓英美的文化奴役,主张教会"自立"是其中心内容。教会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迎合日方说法,在日方的话语体系和教会传统的理念符号之间建立连接,以减轻理念与现实的张力。     

20世纪上半叶广州华人浸信自立教会的兴起与发展

浸信会从1844年开始在广州传教,至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影响下,广州的华人浸信会进入了自立运动时期。从1904年至1925年,是广州华人自立浸信会兴起时期。有10个华人自立教会组织起来,从1926至1938年,是华人自立浸信会的发展时期,从现有资料与档案,可以看到其建立与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