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房产税授权立法之“经济合法性”研究

经济合法性有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其中,实质合法性的向度由自然法传统所开立,其探求形而上的根本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合法性即合乎正义;形式合法性的进路由实证主义传统所创生,其追求可核实的形式逻辑结构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合法性即合实定法。基于财产权保障的立点来检讨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形式合法性,该授权立法与中国实定法的规则体系显有未洽;从平等权实现的观察点来检视房产税授权立法的实质合法性,房产税试点方案的实质正当性低度自足。在中国形式法治的场境下,注重形式规则体系的权力规导功能,在尊重市民社会自然生长的基石上培育一个开放的公共意见交互平台,以期实现合法性两个向度的合意张合,堪为重构合法性的一个可欲路向。     

韦伯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的悖论

韦伯关于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是一个理想型设计 ,这项设计的基础是他的合理性概念。其实 ,韦伯所追求的合理性是客观的形式合理性 ,因而也是抽象的片面的合理性。所以 ,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中 ,由于回避了对价值合理性的承认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即不合理性。因此 ,韦伯的官僚制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科学性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了 2 0世纪在韦伯理论指导下的官僚制的失灵。走出韦伯官僚制的最佳选择是扬弃其官僚制设计的形式合理性 ,肯定公共行政体系中的价值因素 ,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     

官僚制的价值与限度——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既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适应了工业社会的时代要求。可以说,官僚制本身有其合理性部分。但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可规避的缺陷,而且与当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全新要求相左。基于此,我国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在进一步强化现代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和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不断对官僚制进行扬弃和完善。     

超越官僚制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

官僚制凭借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曾在西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官僚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但是,纵观西方社会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质上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非抛弃.用官僚制理念审视我国公共行政之现状,不难发现,官僚制的缺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超越官僚制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政府回应的主导模式转型与实践阙如

在现代政府回应模式形成之前,政府回应的模式经历了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三个阶段。形式官僚制过足和实质官僚制不足的弊端,对政府回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形式官僚制过足主要表现为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的扭曲和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实质官僚制不足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历史方位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

执政合法性指涉的是政治权力得到人民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的程度.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流失和增减,中国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稳固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随着建国后历史方位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逐渐建立在经济绩效和政治、社会公平之上.它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论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失当性

司法权的正当性一般来源于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自由裁量权行使往往伴有合法性不足、合理性缺失等失当性特征,从而削弱其正当性基础。以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为中心,考察正当性缺失的实质、形式、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渊源,有利于引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大众赞同、认可依据的说明,这种只看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做法,会因为价值伦理维度的缺失而陷入"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则完全排斥了大众赞成、认可的经验基础,而去寻求一种永恒的正义基础和标准,从而陷入了一种抽象的思辨.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主张合法性是某种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价值,既具有大众认可这一现实基础,又蕴含着相应的价值理念,从而超越了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知识管理下我国行政发展中的理性官僚制探析

基于“烟囱工业时代”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的企业和政府管理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伴随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知识管理的兴起，理性官僚制因为与时代特性相冲突而遭受严重挑战。本文正是从知识管理背景下韦伯理性官僚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对同样处于知识管理时代的我国政府行政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按官僚制运作的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重点之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重塑组织文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呈现出"官僚化不足".改革势所必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事前合法性审查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事前合法性审查,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现代行政的形式合法性,也能增加其民主性和理性,进而改变现代行政合法化的逻辑。我国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事前合法性审查存在审查机构不统一、审查标准不科学、审查方式较简单、审查结果种类较少等问题。为了保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质合法性,应当由政府法制机构进行事前集中审查,确立形式合法性审查、目的正当性审查、比例原则审查、成本收益分析审查等审查标准以规范的审查程序,并作出多样化的审查结果。     

在形式与实质之间:政治合法性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

西方政治社会中,实质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这两种合法性理论形态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构成了合法性理论演进的主线.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之所以表现出这种特征,就在于政治思想家们在构建时始终没有离开当时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主题.分析与总结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其历史嬗变,有助于深入认识和把握合法性理论的实质.     

刚柔相济:理性官僚制与中华传统的互补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的刚性因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因子具有互补性。一方面,理性官僚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充表现为刚对柔的匡正,具体体现为法理权威对人格权威、契约责任对连带责任和专业技术化对模糊规定性的补充;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性官僚制的补充表现为柔对刚的纠偏,具体体现为价值合理性对形式合理性、注重个性的理念对讲求同一的理念和实用理性对全能理性的补充。     

浅析当代中国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中共十六届四中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政治学上讲,这是我们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通过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以达到政治绩效的不断改进,进而巩固已有的政治基础和获取执政的更强大合法性。合法性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政治体系是否稳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同时,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是政治体系塑造合法性的过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其现代化要遵循发展中国家的一般规律,同时,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具有自身的问题和特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民主制度,只有将我国向成熟的民主社会方向推进,中国执政体系才会具有巩固地位。     

关于公共行政伦理的思考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说为起点、以官僚制为主要理论模式的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强调行政的事务性、技术性和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效率所在,也正是其缺陷所在。因为公共行政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为了克服官僚制的缺陷、纠正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伦理失范现象,其根本方法是把价值因素及实质理性引入官僚制,进行公共行政的伦理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公共行政的伦理化和道德化。     

合法性问题及在当代中国的应用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中最古老、最基本同时又是最具现代性的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合法性的问题变得愈为突出.我们知道,社会多样化的物质资源、人们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及多样化的公众需求使得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意味着政府将失去公众的信任与忠诚,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将发生质交或量变.当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大任务,而发展和完善"宪政"则是目前中国摆脱合法性危机的基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