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基于三重维度的对"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以及对世界历史研究和资本主义批判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在彻底摆脱"东方社会停滞"等"西方中心论"词语表述影响的同时,把其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世界,彻底超越了"欧洲独特"说,最终完成了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科学批判,并据此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指出了一条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底蕴。     

发展伦理与西方中心论——发展伦理学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西方身份并不是西方中心论的必然条件,但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论的."神圣古希腊"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作为一种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作为西方历史、精神和逻辑优势论的统一,西方中心论是对东西方关系、西方文化自信的扭曲反映.没有对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的超越,也就没有发展伦理学的真正合理化.对"发展"本身、"伦理"本质及"学科"建构方法进行深层反思,是发展伦理学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知识基础.确立全球视野、推进感性交往、加快自身发展,是应对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实践路径.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也要避免走向东方中心论或其他类型的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     

“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

今日世界的纷争虽然不能说主要是由文化之冲突引起的,但也决非与文化冲突无关.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信息传递的发展,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文化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传统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某些东方学者鉴于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和自身所曾受到的欺压,甚至提出了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当前一大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在西方国家与民族以及东方国家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也会引起纷争和冲突.这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在多有,不     

跨文化研究的话语——关于历史思维的讨论

跨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认同问题与历史意识紧密结合,对文明的宏观研究可以从对历史意识的研究做起.在关于跨文化历史思维项目的讨论中,学者大多都能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开展积极的对话,能够认识到世界上的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态度的学者已不多见.有关历史意识的讨论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确立了元概念之后,还进行了量化比较,提供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典型.当前世界文化的某些趋同现象的问题的核心是采取什么立场和以谁为中心.在文化传播中强调西方的主体和主动作用,就是西方中心论;强调吸取者主动学习西方,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把他者的文化与自己的文化加以融合、改造,从而创造出一种既具西方色彩,又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的新文化,就不是西方中心论.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一种“新文字”是如何可能的——关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德里达式的文字学,进入西方语言学内部“攻破”西方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是语音中心论或逻各斯中心论的。通过对西方语言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对比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传统,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传统忽视了语言的起源来自“原初文字”在场的痕迹。“原初文字”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属于传统理性之外的“事实性的科学”,从而宣告了一种新文字的诞生,它遵循“危险的替补性”逻辑。     

全球化视域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从歌德的总体性文学观谈起

歌德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但他又最少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西方文艺史上,他鲜明地反对世界文化的“欧洲中心论”,大力提倡发展民族文学,并且在世界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的文学观是最早具有全球化视域的总体性的文学观。歌德提出的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理论,直至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中的“现代”启示

本文从“西方中心论”相悖的视角，透析中国传统造物在视角场域、文化背景、概念理解上与西方的异同。从模件体系、实用思维与时空观念三个不同维度，以文化反向输出的方式，审视中国传统造物中那些司空见惯而又极易被忽视的现代特征，而正是这些特征成为中国传统造物进行现代转型的重要文化依据，甚至成为影响世界现代进程的重要因素。     

中国引介西方政治思想的误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丛日云教授访谈

留学精英对中国现代政治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在引进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又存在着误读,这种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由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双重的差距造成的.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在套用西方的范式、理论、概念和方法,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但这种移植套用在双重意义上是错误的.首先,它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我们独特的经验.其次,它在伦理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海德格尔思想的“决定性的改变”及其在西方的巨大影响

海德格尔是以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而著称于世的.西方技术世界中的问题迫使他对《存在与时间》进行了"决定性的改变".在思想转折后,海德格尔力图使西方技术世界摆脱困镜.他不仅揭示了西方无限制地推行技术化所造成的危险和后果,而且从哲学上进行反思.他批判西方哲学史中从柏拉图开始的人类中心论.不过,他的矛头主要是对准了近代自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两极化.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海德格尔及其在西方的巨大影响.     

论西方网络文化的强势传播与影响

发达国家对网络高技术占有的绝对垄断地位和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强势传播,使互联网上的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表现得十分突出,霸权语言与文化的渗透正在悄然进行。本文主要分析语言霸权与网络文化的影响,指出面对冲击与渗透,融会中西文化的优点、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应对之策。     

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后殖民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启示刍议

后殖民主义继文化形态学派和后现代主义之后对"西欧中心论"学说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清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后殖民主义提出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史学有特殊的意义和启示。中国史学应摒除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内部寻求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并以世界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     

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

众所周知,哲学的两大功能是建构与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消解比建构更重要,因为它起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它使人们从传统思维的轨道上挣脱出来,去面对、并思考新的问题。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统治着西方人的观念,也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记得毛泽东在延安时还批评过在部分中国学者中流行的“言必称希腊”的错误思想倾向。事实上,突破“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框架是颇为困难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理论已通过西方人的常识、语言和逻辑,特别是通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渗透到许多人的潜意识之中。     

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与时代逻辑和全球视野

全球化进程中的后现代主义把全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了自身的研究范畴 ,试图在整体上解答当代人类所遇到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 ,其理论学说代表了不同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念和价值观 ,它超越了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 ,对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具有时代现实性     

地缘文化与亚洲新电影的美学取向

90年代以来,亚洲新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中日渐崛起并引起人们关注。亚洲,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属于世界地理范畴中的东方。从地理分布上看,“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以后,又把中国、日本、朝鲜、印度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包括非洲在内,都通称为东方,以此区别于他们的西方世界。”[1]因此,很多学者又把亚洲新电影通称为东方电影。由于东方族群长期受到西方强权政治和殖民统治的奴役,东方的文化也因此而受到“西方中心论”文化的摧残和遮蔽。亚洲新电影普遍有着表达本土文化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亚洲电影就不仅仅是一个属于地理范畴的名词,更是一…     

根植本土:当代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崛起

实现主体性是一国史学臻于成熟的标志,它意味着一国史学对于本民族及世界历史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表达系统。依托苏醒的中国史观,当代中国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主体性实践。西方汉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国内史学家挣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提供了示范,并向中国学界展示了摆脱西方中心论后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历史本身在摆脱欧洲中心约束之后惊人的可塑性。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崛起及实践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但它并不享有与文化本质主义共谋的正当性,必须避免史学主体性的崛起滑进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在史学主体性的带领下,中国史叙事一定能够回到它自己的轨道。在主体性推动下,中国史学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的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必将激发中国史学所蕴藏着的无限潜能,为中国史学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变革

<正>侯冬梅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撰文指出，西方中心论的产生源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不断超越东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比较优势。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是通过在思想上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系统性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主义文化基础的普遍性论证，进而上升到文明发展层面的“文化优越”，     

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科学与人文:林语堂的两个文化世界

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是林语堂文化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特征，它构成了林语堂通然不同的两个文化世界，同时也回应着20世纪西方哲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二重变奏。林语堂在科学与人文的双重选择中一方面显示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欢呼，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表现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合流，这正是林语堂文化思想的独特之处。林语堂的科学、科学主义观林语堂从小接受西化教育，对西方文明怀着强烈的向往，因此其崇拜科学是不言而喻的。当“五四”思想家高扬“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迷信，林语堂也顺应着这股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