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

1946年开始的老区土改,中农的命运引人注目。作为人口、土地均占有半壁江山的庞大阶层,中农自抗战以来在老区政治和经济社会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改开始后,中共在理论原则上一直坚定地把中农视为团结对象,但土改的实际进程却使中农常常处于被打击的境地。中农在土改中起伏不定的命运,既和土改的目标、方向及中共的阶级立场、阶级判断有关,也缘于老区农村实际的社会状况,理想化的农村土地改革方案和实际的农村社会状况的距离,使得中农处于被挤压的尴尬境地。中农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的得失。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美国华文文学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的存在事实,使它客观上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双重“他者”的身份: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英语文学)和东方母国(中国)的中国文学来说,它都是“他者”,这种“他者”性存在最终决定了它的“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而存在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焦虑,在经历了从本质主义的追寻到重建新的“身份”的变化之后,得以消解。     

陈云与辽东土地改革

陈云在领导辽东土改运动中,确定了土改的总原则,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了经验及时推广,并根据土改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将“求透不求快”的方针调整为“又快又透”方针,使辽东土改推进得比较顺利,在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过程中,辽东土改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偏向。尽管陈云在“左”的偏向泛滥之前已离开辽东,但他仍然坦率地承担了主要责任,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坦荡胸怀。      

略论自耕农经济结构及其历史作用

自耕农是我国封建社会占有小块土地独立耕作的自由农民。它同租佃农一起,构成我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系列。在这个系列中,自耕农又别具一格,它以独特的姿态,独特的生产结构,在古代农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直到土改的前夕,它仍以中农或富裕中农的面貌存在于广大农村之中。那么,自耕农的本质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在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上起了怎样的作用?本文拟就上述诸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

60年的当代文学史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原因固然在于紧接着土改的合作化运动使渲染农民获得土地的欢乐已不合时宜,加之土改题材本身的难度,对于土改中的中农政策、暴力土改、基层干部不纯以及贫雇农路线等问题,作家们不可能背离党的文件精神以文艺形式来还原这一切,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作家在土改题材上遇到了如何描写暴力的美学问题.对土改暴力认真、深刻的反省始于"文革"以后的文学创作.虽不再有所谓土改题材,但对暴力的文学追究,必然绕不过土改的问题."文革"后出现的土改书写,文学与历史的意义已经截然分开.历史学者推断土改运动的是非功过,而文学创作则直逼人性,这就是艺术真实比历史真实更加长久的道理.     

英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逻辑探析

英国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在女性解放运动中兴起,在伯明翰学派“女性研究小组”成立后确立,在“女性研究小组”独立发展后不断繁荣。跨学科采用社会学与符号学等理论资源,运用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文化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作为研究发展方向,实现了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深刻变革。在身份政治学当中探寻女性身份立场,以身份认同与身份政治为主要研究方向,实现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后现代化转型。最终从“伯明翰学派”出发到远离,逐渐失去了理论关怀与介入现实根本理论旨趣。     

非洲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互动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启示简

中国油画由于早期异质文化源流的历史背景,在内在文化属性的认同方面经历了最初的“西洋画”到“民族化”再到“中国油画”的历史流程。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自身文化身份意识对具体的艺术创作有着莫大的影响。以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与非洲艺术之间的互动情态为参照,可以为当代中国油画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提供启示。     

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中国式农民工有着“半结构化”的身份,他们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以“挣钱”、“过日子”等本土概念进行测量分析,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社会性质的讨论。结论是,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工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农民工在承受工业风险的时候退回到了小农逻辑。最终,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转化,他们还要固守着以小农逻辑为基础的“过日子”：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中国式农民工特殊的社会性质使得他们成为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的民主协商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中渗透着民主协商.要不要土改、要怎样的土改、怎样进行土改是土改的根本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还关系到广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华侨、民主党派的利益.在土改进行前和土改过程中,中共就这些问题通过各种形式与各阶层人民反复进行民主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这不仅为顺利完成土地改革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老区土改中为何发生乱打乱杀

土地改革进入复查阶段后,一些地方乃将土改工作重点由用清算方式将地主土地转入到农民手中,演变为追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群众运动本身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加之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对于群众运动发生的偏差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并且“缺乏严禁乱打乱杀的政策思想”,是老区土改中一度出现乱打乱杀现象的重要原因.     

试论1947年～1949年华北土改运动中的中农政策

1947年～1949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中共实施的土地改革运动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团结中农政策的实践确保了中农阶层的稳定,巩固地联合了中农阶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媒体、干部与群众四者问的互动构成了土改运动复杂的历史过程,影响了中共革命的发展趋势。     

新时期土地改革的探讨：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

新土改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进行的,包括土地流转和征地制度改革。土地流转是应对外出务工导致土地撂荒、粗放经营,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解决的是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的利益分配及土地产出率等问题,征地制度改革是应对国家与失地农民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是他们之间利益平衡问题,两者都不涉及土地的“私有化”。但是,当前有些学者还未明确新土改的原因和目的,就急于开出“私有化”的“处方”。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忽视了历史因素在土改现实中的作用。当前土改应在历史与现实框架内进行,若忽视历史性,可能会将土改引入“私有化”的险境;若无视现实性,就会否定土改的必要性。因此,要从各个历史时期的土地逻辑出发,把握好当前土改的前提和限制条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饶漱石与华东新区土地改革

1950-1952年,华东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华东新区土改与北方老区土改相比显示出政策水平相对高一些的特点。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华东局所采取的土改方针及处理地主阶级和与土地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土地财产、保存富农经济、划分阶级成分、土改干部必须遵循的纪律、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是华东新区土改得以顺利推进和胜利结束的中心环节。当时,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新区土改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饶漱石在制定华东新区土改的方针政策措施和领导华东新区土改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饶漱石后来在“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中央对饶漱石所犯错误的处理是正确的,但饶漱石在领导华东新区土改中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     

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     

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 对乐户身份的瓦解与重构

自1946年以后开始的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而且使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土改的研究多停留在它对革命战争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上,而对土改的社会意义未予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文章以山西省壶关县乐户为例,通过土地改革对乐户贱民身份的瓦解与重构、实现从贱民到农民的转变这一史实,对土改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叛离与建构——林语堂的身份之旅

林语堂对自身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这源自于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宗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他曾自称“异教徒”,力图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寻觅归属感,但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传统文化都无力单独为林语堂构筑起一个精神家园。他只能游走于东西文化之间,称自己是“半东半西”、“亦耶亦孔”,对于“身份”的寻觅最终使他承担起沟通两个世界的使命。      

疏离与融入：文化视野中的移民身份认同

移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有关身份认同的文化问题。文化视野中的移民身份转换和认同经历了疏离阶段对“我是谁”的追问,以及融入阶段对“我们”的重新建构的复杂过程,并最终不得不面对移民城市杂糅文化语境中多重身份认同的新焦虑。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成份认识的发展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阶级成份的认识相较于1930年代前期土地革命时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新式富农”的提出和新成份特殊待遇的规定。抗日战争时期“吴满有式新式富农”的出现成为认识发展的契机，构成了理论突破的开端，以后扩大到土改初期对“张永泰式新式富农”的宣传。土改深入时期，中国共产党系统地发展了对党民主政权长期治理下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成份变动的认识，突出了变化的政权背景，以新旧政权为界，结合生产方式的定位，又照顾到历史因素，反映了土改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农村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     

“决裂”：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的悲壮场景——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中介

“知识分子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行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接纳过程,这一过程的描写成为衡量作品成败的关键。怎样写此过程,它需要场景渲染。场景渲染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决裂”场景建构。革命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革命者最终被革命阵营接纳,它必然有一“决裂”过程。“决裂”意味着新生,“决裂”意味着革命者成熟。但这一“决裂”过程是以牺牲革命者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为代价的。这显示出革命文学“决裂”场景的悲壮性。本文以《咆哮了的土地》《田家冲》《在医院中》《青春之歌》为评价中介,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决裂”场景进行描述:知识分子革命者的牺牲有最终的价值取向,即重新确定他/她的血统和身份,变成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     

“双性同体”的解构与重构——解读《捕蜂器》中弗兰克的矛盾身份

伊恩·班克斯在《捕蜂器》中塑造了一个“双性同体”的邪恶少年杀手弗兰克。作为一个被父亲建构的“男性”,弗兰克的女性生理性别和男性社会性别成了二元对立的矛盾。作为一个“兼性人”,他的自身充斥着不可调和的、互相矛盾的因子。被“交性”后的弗兰克被排斥在男性和女性的范畴之外,成为一个“他者”。而最终其男性身份被解构的结果却是其女性身份的重新建构。弗兰克的矛盾身份反映了女性主义关于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之争中后者的胜利。弗兰克矛盾的双重身份导致了他矛盾的思想意识,并最终酿成了他畸形的人格和悲剧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