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媒介整合社会:建构媒介功能新理论

从“媒介整合社会”角度来阐述媒介功能理论 ,是对媒介功能研究的新发展。本文以“媒介整合社会”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模式的原型 ,对传统媒介功能理论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进行参照剖析 ,论述“媒介整合社会”对传统媒介功能理论的三点创新和突破 :其一、构建一个全方位视野来审视媒介功能 ;其二、形成一个真实的互动体系 ,来衡量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其三 ,构建了媒介生产力理论。     

媒介形塑:作为形象构建的公共表达与传播策略——以四川汶川地震报道的地缘性为视角

媒介形塑作为大众传媒的功能属性和社会化拓展在媒介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出其特殊的作用.四川汶川地震的突发在媒介的公共表达上呈现出内外传播的共性与特色,灾难报道中的形象构建成为媒介形塑的诉求和现实成效之一.本文立足四川媒体对地震报道的地缘性选择和特点,从媒介形塑的作用机理出发阐述了依托媒介描述的公共表达在传播策略上的取向和作用,指出了形象传播的内外选择和形塑机制的蝶介作为.     

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解析

弗洛姆社会性格理论建立在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双重基础之上。他从人的同化和人的社会化两个角度分析了社会性格的类型和特质,从内涵、成因和功能三个方面界定了社会性格的概念,并以此理论为武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展望了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     

媒介传播中的“效果断裂”现象研究

媒介的效果不仅仅是媒介与受众、媒介与效果之间关系问题,也是媒介的效果与效果之间关系的问题.从媒介—效果间性向效果—效果间性(inter-effectuality)的转换视角,要求加强对媒介传播中“效果断裂”的重视和系统研究.传播的效果断裂具有表层效果模式、潜在效果模式等典型的运作表现形态,与媒介的潜功能、受众主体非一致性具有重要的机制关联,具有构筑维持文化稳定的“文化安全阀”、缓冲文化传播的强效果、生成和维系“隐性意见”等社会文化功能.     

网游青少年媒介形象的偏差及其重塑

当前,大众媒介对网游青少年形象呈现刻板化,将其形塑为“施暴者”与“受害者”,已然影响了公众对网游青少年的认知和网游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影响了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净化网游青少年游戏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同时,有必要重塑网游青少年的媒介形象。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自觉遵从“保引并重”的报道原则、坚持“责任首位”的媒介旨趣和优化“从严把关”的媒介机制至关重要。     

《人民日报》中私营企业主形象变迁研究

传播媒介与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播媒介来呈现、形塑并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本研究通过分析1949至2009年《人民日报》对私营企业主的报道,归纳并揭示了该阶层在中国主流媒体上从"奸商"到"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变迁过程,并指出中国传统主流媒体对私营企业家的报道在整体上以负面为主,私营企业家阶层缺乏自身的主体性。同时,通过分析这一形象变迁过程,探讨了媒介话语实践、政策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     

论媒介技术演化和媒介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

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希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联和互动

为重新梳理和认识媒介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运用制度演化理论纵观中国百年来新闻发展史,审视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分析认为,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一种政治模式都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媒介制度的演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丛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媒介制度系统内外的“制度耦合性”可以解释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层次性与规律性。     

神圣与世俗的交汇：作为媒介的圣贤祠

祭祀礼仪是中国古代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圣贤祠是用于祭祀圣贤的建筑物,在传统社会“庙学合一”的教育制度下,与教学空间共同组合构成了学校建筑的基本形态。作为物质性的空间媒介,圣贤祠在教化实践中并不仅仅扮演着“工具性”或是“空介质”的角色,而是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媒介参与进了教化实践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圣贤祠以其作为视觉媒介的“可见性”“观看者解读”等特性以及作为房屋媒介拥有“准入机制”和“地方性”、“邻近性”等特性,影响甚至形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化实践本身。     

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媒介技术对学习场域中身体真实的再生产——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视角

媒介技术、身体真实与学习三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即身体与学习不可分割,媒介技术在学习场域中的运用需要身体的参与,媒介技术的不同与身体参与的程度又决定了身体真实的层次类型。基于“补偿性媒介理论”,从媒介技术的变迁出发考察身体真实可以发现,从印刷媒介技术到电子媒介技术再到数字媒介技术,身体真实相应地呈现出“去身真实—具身真实—拟身真实”的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新媒介技术弥补了旧媒介技术的缺憾,通过对身体真实进行生理上、心理上与时空关系上的补偿,以一种新的尺度改变着学习者感知世界的方式和理解环境的框架。因此,人们应该认识到媒介技术对身体真实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正确处理媒介技术与学习变革的关系,并充分发挥媒介技术的补偿性价值,推动学习智能化范式转型。     

社会媒介化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的地方建构

社交媒介不断发展,渗透并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成为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重要力量,形成了“社交媒介—人—地方”的新型人地关系,然而现有的地方建构研究较少关注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的角色和效应。文章对社交媒介在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概念性的探索,依托社会媒介化理论与地方建构理论,从媒介化的视角提出地方建构的概念框架。根据该框架,目的地的地方建构涉及虚拟空间、现实空间、虚实交叠空间等3个层面。在目的地地方建构的过程中,社交媒介不仅作为变量对地方建构产生影响,而且还作为社会语境融入旅游目的地地方建构的动态进程中。     

社会化媒介环境下个体交往行为的时空审视

交往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行为,既是个体确保生存的前提,也是追求社会化的必然。在交往实践中,媒介形塑着人类的交往,个体行为与传播空间之间呈现出互相建构的关系。社会化媒介的广泛使用,使得交往时空既移动式存在也并置式呈现,带来个体交往行为的重塑与新变,使得个体在"缺席"亦"在场"的交往情景中,建构出"同圈"亦"差序"的交往场域,从而通过"主动"亦"被动"的交往实践,型构个体全新交往方式,重塑与他者的时空关系,重构个体社会关系圈层,在熟人圈中实现"新公共性"萌发。     

媒介即环境: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溯源

媒介环境学派以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三者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为研究导向,从其理论溯源层面来说,城市生态学理论与技术哲学是其立论的基础;媒介即环境是其核心命题,亦即其本体概念;而从因果型和实践型两种解释路径,可阐释媒介即环境命题中诸要素之间的动态联接;媒介/技术至上和人文主义价值观则是其贯穿始终的研究原则,体现了媒介环境学派宽广的知识视野、厚重的价值关切与细腻的理论情怀。     

媒介环境视阈下传播的“媒介偏向论”探析

媒介环境学派自开创以来,历经三代传播学者的开拓和创新,诞生了许多经典的观点。而“媒介即环境”的隐喻经过度解读后,却被扣上了“媒介决定论”的帽子。爬梳媒介环境学派发展的脉络,建构以伊尼斯的“时空偏倚观”、麦克卢汉的“感官偏向”思想以及马克·波斯特、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偏向”思想为坐标,以“偏向性”为轴的“媒介偏向论”体系,则相较于“媒介决定论”更为符合该学派的逻辑阐释。在当前新媒介环境下,探讨传播的偏向性仍具有现实意义。媒介的偏向不仅可以反映出社会文明和媒介技术的变迁,也对两者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且媒介偏向性可在社会文明和媒介技术的进步中得以延伸。     

媒介化社会与藏族传统节日文化变迁——以2015年拉萨藏历新年为例

当代社会已成为一个"媒介化社会",新媒体已全面进入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2015年拉萨藏历新年期间,调研组以藏族新媒体使用情况为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媒体使用与藏族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探讨"媒介化"对藏族传统节日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并进而思考,藏族社会的"媒化"是否会改变其民族的族群属性。     

外向理想型社会性格的崛起及应对方式分析

媒介工具、环境影响,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当今社会文化的固有认同,使得外向型性格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的强势性格,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其他性格类型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挤压了它们生存发展的空间,通过从媒介、经济、文化这三方面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其消解策略,以期引起人们对自身性格形成的关注,减少对非外向型社会性格的偏见,达到和谐共生的局面。     

微时代媒介社会角色的动态变迁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媒介社会角色的嬗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和行业状况等因素相关。近年来中国媒体行业发展迅猛,微传播风头日盛,新旧媒体交融成为常态,媒介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角色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媒介社会角色经历从传播工具到社会公器再到倾向于娱乐施教的动态变迁,折射出微时代新闻社会功能的变化,消费文化盛行、媒介技术驱动、行业发展演变等因素是构成其变迁的主因。微时代守望公众利益、践行职业逻辑、多重角色交融共存既是媒介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每个媒介机构应该坚守的角色伦理。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图景：基于Twitter媒介机构账号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化媒体时代发展以来,国际传播关系与全球传播格局也随之发生历时性变迁。在Twitter这一全球性公共传播场域中,各国媒介机构形成了紧密联系的线上社会网络。其中,发达国家的媒介机构仍在国际传播关系上占据优势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机构也在通过策略性的社会化媒体实践突破其在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除了所在大洲的发达程度外,社会化媒体使用程度也对各国媒介机构在该网络内的社会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体现地理接近性和文化接近性的国家因素能够显著预测媒介机构之间的双向链接关系。中国在Twitter上的跨国化媒介机构账号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三,但在整体的社会资本上仍处于弱势地位,这表明中国在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