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规范性取向

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始终抱持一种规范性的视角,着重探讨公共领域的理想状态与功能。单纯的规范性阐释不仅易导致对公共领域的片面理解,忽视公共领域中的内在张力,也往往因缺乏对社会经济、阶层结构的深入分析而大大削弱理论的现实解释功能与实践功能。这种研究方式往往容易使研究者沉溺于理论的抽象构建与自我陶醉,它虽然能够让人体会到规范的深刻,却不具有切实有效的方法论意义。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中国古代法官的实质性思维模式探讨

中国古代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为追求实质正义——无讼与和谐,往往会舍法而取情理,依情理进行审判。这种法律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严格形式主义相对,被称为实质性思维模式,它是中国古代审判文化的一个特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是中国人对和谐、无讼理想社会的追求及越过事物的形式追求实质内容的思维模式,以实质性思维处理案件亦可达至息讼止争的社会目的,但这种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国人法治观念的淡漠,同时阻碍了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然而,无论如何它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无法抛弃的,只能期待我们现代人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

中国现有的宪法解释学研究多注重宏观的理论研究和法哲学层面的思考,缺乏在个案中对宪法解释的理解和分析.艾尔弗斯案在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此案来观察和说明德国宪法法院对诸种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论证和判决的过程,可以为中国当前的宪法解释学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借鉴.     

法律的历史基础

法律的基础是什么,这需要从其历史基础、社会关系基础以及道德与宗教基础三个维度来考察。实证主义法学派是把法律视为政治工具,自然法理论则把法律视为道德工具。而历史法学派则把法律看做群体记忆的表示,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特质。实证主义法学理论与自然主义法学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十年中开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然而,自然法学者与实证主义最终在对法律规则的解释上还是分离的。实证主义与法律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所缺失的是对法律历史维度规范性意义的认识,这种冲突可以在历史具体情形中得以解决。历史在其动态意义上与政治和道德、意志和理性一起成为法律的基础。必须援引历史才能对法律产生一种适当的理解。将历史法学加入到流行的政治法学派和道德法学派中去,以一种新千年的眼光来看待处在危机中的西方法律传统,以及西方法律传统与其他法律传统的融合。上述三大学派的融合,即或许可称做整体性法学。     

政治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德-美联系虽然政治文化研究的先行者可以远远地追溯到政治科学产生之初,但它今天的这种形式,是在分析魏玛民主制的崩溃和纳粹上台的原因中形成的。合理地解释这种历史悲剧的尝试,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有其理论和方法上的起因。美国的社会科学借助那些逃避纳粹政权而到美国的科学家们的创造性工作而得到了充实。我们在回顾今天的政治文化研究的起源时,似乎不应该忽视这种重     

原意主义解释方法的难题及其司法实用进路

原意主义解释方法是宪法解释中颇受关注的重要方法,但这种解释方法却因相对保守和僵化的立场而在理论与实践中遭遇到一系列困难,直接触及宪法解释的规范性限度。在对学界有关原意主义解释方法论争予以诠述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原意主义和非原意主义都是构建良好的宪政秩序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正是两者的对立性整合,才使得宪政实践始终在充满张力的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深化其规范性根基。     

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的关系

在哲学解释学兴起以后,法学家已开始将独断解释与探究解释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思维的融贯性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传统的解释理论已被论证理论所取代。但从法律思维的主流倾向看,法律思维仍然表现为在不背离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法律灵活运用。解释学的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模式。这构成了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根本区别。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界限并不是恒定的,在法治社会中二者是相互影响并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换主要是通过提升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来实现的。     

论西方文化中理性形式的演化

人类的原始生产劳动是人类理性的源头,而原始文化是人类理性萌芽的深厚土壤,即原始非理性心智向理性演化的契机。文章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中三种理性形式演变的考察,得出了有关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即理性的优越和道德的人格,并不在于不包含非理性,而是在于扬弃和引导非理性,使人的非理性形式日臻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的高尚境界;同时,使人不断反思既存的理性形式的局限,构建出新的理性形式。最后,文章把西方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放到了以观念为核心、制度为中层、器物为外层的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进一步论证了构建适应我们时代特征的新理性形式的紧迫性     

论思维内涵的拓广

思维作为标志人能动地反映和认识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哲学范畴不能凝固不变,而是应当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不断发展,其内涵也应随之不断深化和拓广。否则,就不可能对思维所包含的日益丰富的内容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说明,也难以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以往,人们把思维往往仅仅理解为“理性认识”、“抽象概念”。对思维作以类似这样的解释或说明几乎充斥于各种辞书和哲学教科书中(尽管有些辞书把形象思维也看作是一种思维形式,但都一带而过,而是把抽象的逻辑思维看作是思维的基本内涵)。这种对思维的回答表明,思维内涵的主导方面无非就是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那么,按着这种对思维的传统理解深究一步就会发现,思维之所以是理性的、抽象的,这是由思维本身所具有的如下两个特点决定的:第一,思维是借助于抽象化的客体映象——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来对客体进行反映;第二,思维的过程是严格遵循逻辑进程推进的。由此把思维作为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理解已经是一种普遍的认识。从认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理解。     

吉林图们养老事业管理向规范型转变

一直以来,吉林省图们市始终把推进体系化管理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全面提升社会福利机构服务水平。加强规范化建设。形成了领导直接督导、岗位护理人员具体落实的服务管理机制,使服务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序。拓展服务功能。由民政局聘请专业讲师,组织老人开展活动,达到“自我娱乐、自我提升”的效果,增强老年人社会归属感,彻底改变“三个饱、一个倒”的固有养老模式。     

哲学的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正>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正面临使自身现代化、进一步发挥对共产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的迫切任务。实现这个任务,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做努力。一方面,理论内容的现代化是有决定意义的;另一方面,理论形式也不可忽视。我们要探讨理论形式怎样服从和服务于理论内容的丰富和发展。理论形式不是外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式是由它所包含的一系列范畴、原理构成的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科学体系。这种理论形式决不可以像“搭积木”那样任意拼凑而成,因为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建立起来的科学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种逻辑结构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     

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形塑

数字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与市场权力将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损害风险,“命令—控制”型监管方式已经无力对之有效规范,将规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外协力,对平台课以超出现有规范框架之外的加重义务,透过平台义务性规则的设定实现与监管机制的有序互动,有助于优化我国平台治理的实施绩效。从理论依据看,建立在角色职责和能力职责之上的数据信义义务、负责任算法与数字平台守门人等理论资源,可以为数字平台加重义务提供理论证成。我国现有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在企业法与数字法层面均未对数字平台权力滥用风险予以适应性调整,也缺乏生成平台加重义务的解释进路。为构造稳健安全的数字生态,应当通过统筹立法或分散立法的形式塑造以数字安全保护义务、算法风险防范义务和竞争状态维持义务等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加重义务体系,并调适其中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实现数字社会平台经济的合规性治理。     

对“科学发现”是“逻辑的”还是“非逻辑的”研究

一、科学发现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这个理论思维是指人在理性认识阶段中,把握客观世界的思维形式、方法和规律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型,在科学发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概括了逻辑思维、非逻辑思维的辩证统一,也就是指辩证的思维和审美的思维的形式、方法和规律。 科学中的创造性思维是理论思维的一种形式,是辩证思维的一种特殊表现.它是人们为了达到对客观对象(即思维对象)的新认识和指导人们进行新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一种思维模型。因此,这种创造性思维具有新认识(…     

刑法教义学视阈下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

在刑法教义学的视阈中,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理论不是真正的犯罪构成理论,其仅仅是刑法理论的一个意识形态标签。真正在指引刑事司法实践,并具有实证法基础的,是"罪———责"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它包括犯罪行为判断和刑事责任判断两个阶段。但是,我国主流刑法理论却错误地将其概括为罪责刑模式理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该理论对"刑事责任"概念的理解存在方法论的偏差。相比之下,罪责模式理论赋予了"刑事责任"犯罪论机能,并将其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之中。     

政治理性与政治学

政治理性的本质特征是 :在形态上 ,它是系统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 ;在性质上 ,它是以认定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等集体利益为特征的集体理性 ;在功能上 ,它是价值理性、理论理性、形而上理性、实践理性、工具理性等多种理性功能的辩证统一。要在政治行为分析基础上分析政治问题 ,就必须对政治理性的价值性质做出判断。就是说 ,政治学不仅需要建立政治理性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还需要建立一种价值理论 ,一种能够为其价值判断提供价值标准的价值理论。     

反思:科学发展的内动力

人们更多重视的是科学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但却忽视反思在其中的作用.毫无疑问,社会实践最终地决定着科学的发展,但是科学的发展并不象登梯子一样,一级又一级地,自然地由下而上,由低级到高级,这一过程不会自发的直接的发生,相反,低级向高级发展通过"反思"为中介,其中会发生某种类似革命的间断性的形式,它会引起科学思维的震荡、冲击,甚至感到毫无出路,困境重重. 对此,人们评说不一.有人称之为科学革命,有人称之为"范式"转化,有人称之为概念结构的变化,对于这一现象之所以产生,爱因斯坦归之为"想象力",有的人归之为"直觉"、"灵感",也有的人称之为"发现",在我看来,从哲学的高度来看,这是人的思维的反思性.这是实践和实在的新信息通过"反思"形式冲击思维的过程,在这一特定情况下,反思就表现为对思维的自我批判能力和活动,它是思维发展的内动力,它不仅怀疑、批判、否定着原有的思维,以其怪七怪八的方式冲击着原有的思维模式,使之完全意想不到,甚至荒谬绝伦,但正是这种不合规范的冲击,按着新的规范重新组织概念及其结构,使思维由一种结构转入另一种结构,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     

在规范与经验之间--法律解释语言的语用学指向研究

语言源自于人的需要,在语言的语义学、语形学和语用学三重功能中,语用学更能呈现语言的功效.法律解释依语用为中介在规范与经验之间进行目光流转,不仅需要语义学和语形学的逻辑保障,更需要语用学的意义和有效性保障.建立在人类生活世界共同背景下的理解,为此提供了普遍一致性的基础.     

社会学视野中的理性发展

理性是西方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贯穿于整部西方思想史之中.对于理性本身及其理性原则应用的哲学反思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作为哲学范畴的"理性",它是指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确切地说,是指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基本的真理被直觉地加以把握(苏国勋,1988:218).而社会学关于理性的主题通常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人类具有怎样的理性;理性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怎样的功能以及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形式(里克曼,1996:133).本文正是从社会学理性主题这一视角,纵览社会学理论中理性发展的轨迹.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 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 Christology）、教会学（ 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 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