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网络逆袭与文化断裂：阶层对抗的错位异动

当今网络空间里充斥着反智、反精英、反权贵的话语体系和因此带来的狂欢情绪。生活中受到挫败的弱势群体在虚拟世界里却表现得异常活跃，其现实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转而以网络为宣泄出口，借此表达维权意图和对于优势阶层的愤懑不满，虽偏于情绪化却折射出底层参与范式的转换新取向：体制内途径不可靠时，可选择的体制外途径除了以命相搏的“传统”抗争方式外，开始借重网络公共平台这个“阿基米德支点”结成“意见同盟”以实现其网络逆袭。阶层撕裂代替了个体原子化的抗争趋势，虚实、强弱之间的错位增加了阶层对抗的烈度和复杂度，也导致了阶层对抗的异动，即文化断裂危机的浮现与加深。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     

少教多学 构建高效课堂———初中语文教学模式的探讨

建构高效课堂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措施。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的建构要求教师少教，学生多学。教师要转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体验学习。“少教多学”课改之风进驻我校以来， 笔者积极探索适合学生的初中语文教学模式。通 过新理念的学习，笔者意识到教师的观念在新课程改革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不变，课堂 就不变;课堂不变，学生就不变。”只有把课本研读权还给学生，把自主学习的时间还给学生，把学习活动的空间还给学生，把学习的体验权还给学 生，才能让学生走在前头，让阅读引领学生成长。在实施过程中，笔者采取学案导学的方法：先学后 教、质疑互动、成果展示、教师点拨四大环节环环相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体。新的课堂模式，改变了以往教师为主导、学生为配角的传统教学方法，适合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也乐于参与课堂学习，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体，并把学习语文当做一种乐趣。     

新课标理念下的课堂教育教学改革之我见

课程改革提倡以弘扬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为宗旨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是课程改革的主阵地、主渠道,在课堂上如何抓住主要环节引导语文课堂自主性学习,我认为做到以下几方面尤为重要：如何做到优化师生关系,营造一个让学生自由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如何明确学习目标,保证课堂学习的有效性;如何适时恰当地运用小组讨论,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质疑品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重要。     

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为例

在中国乡村抗争研究中,农民抗争的动机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受损逻辑”。虽然受损逻辑能够部分解释抗争行动的发起,但却不能解释在利益补偿、伦理关系修复的情况下,抗争为何会继续进行。本文在对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推动抗争积极分子持续抗争的动机是一种由抗争行动本身带来的、突出的、不同于受损逻辑的“英雄伦理”。这种英雄伦理发展出了互助连带机制、等级区分机制和友情再造机制等三种机制,从而推动着抗争的持续进行。然而,这三种机制在推动抗争持续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内在的限制。最后,笔者讨论了“英雄伦理”对于理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贡献。     

影响抗争成效的内因初探：对三个底层维权组织的考察和分析

当前,学界研究者主要从抗争策略与维权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制约出发,分析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因素,但对于抗争者或抗争组织自身而言,这些因素均属外因的范畴。事实表明,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原因除了外因之外,还包括若干体现抗争者或者抗争组织内在状态的因子。本文通过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草根维权组织的长期观察发现,在外因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导致抗争效果显著不同的诱因在于抗争组织的内部差异。以A、B、C三个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效果比较为基础,笔者认为,影响底层抗争成效的内在因素主要包括：草根民众对维权抗争的认同基础、维权骨干的对群众的引导能力、主要成员之间的团结程度及其代表群众实施维权的技能高低等四个方面。     

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在农民维权事件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抵抗的组织性、政治性研究也随之深化。在现实层面上,此种取向有其必要性。然而,抗争是一个过程,在复杂的抗争之前,往往存在着原始的、简单的、农民自发产生的抗争方式。这些抗争手段是过往经验在农民记忆中的映射,出于自卫的本能,如自发形成的打砸、拦路、跪拜等等。作为行动上的表达,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也显现了一定的效用,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形成极端抗争事件;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村民以过往经验躲避灾祸,重构他们对行为的认知和意义。原始抗争方式的实施包涵了抵抗、延续和反思。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跨越国家赋予的权利？——对广州市业主抗争的个案研究

维权实践的屡屡受挫逐渐使广州业主抗争者看到了另一个层面集体诉求的对象--不合理的规则。于是,一方面,对规则制定权威的信任,促使他们改变抗争诉求,将反应性的规则执行参与行动转换为进取性的规则制定参与行动。另一方面,“有组织抗争”增进了跨小区层面的业主团结和相互信任感,将原本没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业主个人的微观社会资本转换成为组织的宏观社会资本。不过,为了避免被指责为与当地政府作对,抗争者在建构抗争话语和策略时不得不向国家靠拢,使得国家支配性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赋权的一元性制度安排融入了动员结构进而规制了抗争行动。结果,业主们提出的进取性诉求,不过是倚仗高阶规则之权威要求低阶规则制定者兑现国家既已赋予的权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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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王维的“亦官亦隐”

王维后期思想消极,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既不敢明白抗争,也不愿同流合污,亦不采取遁迹山林的完全避世态度,这一状态被学界概括为"亦官亦隐".近来论者提出质疑,以为唐代元"亦官亦隐"之例,而"亦官亦隐"之说"属子虚乌有之辞".笔者以为,"亦官亦隐"是一种生存状态,但更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唐代的休假制为王维保持这种生存状态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舆抗争：农民维权方式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土地开发、征地纠纷等引发的农民维权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甚至升级为重大群体性事件,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面对这些冲突,农民维权方式先后经历了＂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行为模式的演变。作为转型期农民维权的新方式,＂以舆抗争＂有其自己独特的产生原因和维权步骤,也有自身其正、负两方面的社会效应,需要全面把握。＂以舆抗争＂的出现并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维权方式,而是会在特定的维权情境中以最优的效果和其他维权方式进行组合,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越来越常见的维权方式,更加有力地表达农民的权利诉求,实现权利的维护。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

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的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抗争目标出现了竞争,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     

循环式国家：转型中国的符号式劳动治理机制探析

抗争政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本文通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为维护退休金权益所展开的十年抗争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来勾勒国家在劳动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官僚场域。这个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所构成：信访办圈子、信访办与法院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这些交叉的圈子所构成的国家场域一方面通过对抗争的制度化循环而拉长了工人的斗争时间,分散了抗争的空间,从而有效遏止了抗争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抗争工人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叙事化互动促进了国家资本的激活与流通,从而实现了对抗争者的象征性支配。     

政治信任、社会网络与抗争倾向: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比较

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2010～2014年）,构建了以抗争倾向为因变量的多层次混合效应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份样本的分析表明,影响个体抗争倾向的因素同时存在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在微观层次,相较于政治信任,个体的社会网络对抗争倾向的影响程度更高,说明相较于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行为理论,组织社会学视角下的资源动员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在宏观层次,相较于威权政体,民主政体下的个体更倾向于诉诸抗争行为。具体而言,威权政体下,强社会网络、低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民主政体下,强社会网络、高政治信任的个体抗争倾向最高。这说明微观层次的因素对抗争倾向的影响受到政体类型的干预。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网民的政治价值观与网络抗争行为的限度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带来了政治价值观的变化,进而重塑着个体的政治参与行为,其中包括网络抗争行为。由于种种限制,互联网并不必然带来网络抗争,个人的政治价值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全国性的概率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首先构造了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倾向得分,然后用广义倾向值匹配估算了政治价值观对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和讨论集体行动这两种网络抗争行为的响应函数和干预效应。结果显示,越趋向自由民主价值观,个人拥有这两种网络抗争经历的概率越高,且呈现强化趋势。但是,这种作用具有阈值效应,即自由民主价值观达到较高水平后,更高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带来的网络抗争行为的发生概率反而更低。因此,除了来自政府和体制的外在限制,网络抗争还存在着内生于行动者本身的限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政治价值观对网络抗争行为产生的内在限制。     

历史题材与元虚构小说

对历史题材进行元虚构创作的小说,历史与虚构通过元虚构的方式进行"历史重建",实现了对历史题材进行元虚构创作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对抗现实主义小说和历史叙述的推定论断,质疑对过去的可知了解的绝对性,明确历史展现、过去和现在的意识形态含意,并尽可能多地展示给读者们种种隐藏的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     

安乐死:不能轻易提起的话题

正质疑者称安乐死是人为地缩短生命,与“尊严死”不能画上等号。前段时间,身患晚期胰腺癌的台湾体育节目主持人傅达仁在瑞士安乐死机构取得会员资格,这位被诊断仅剩两个月生命的绝症患者“获得了绿灯通关,随时可以如愿”。他希望成为首个合法接受安乐死的亚洲人。“安乐死是现代化产物,是不分宗教、种族、人伦道德与文化哲学的,这有如一场战争——战场上杀人并不犯罪,这是全人类对抗恶病菌毒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