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与中国工业行业碳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对2000-2011年期间中国工业行业的碳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分析了工业行业碳生产率的总体特征以及分要素密集度行业碳生产率的差异,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投入对中国工业行业以及分要素密集度行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行业碳生产率呈持续增长态势,但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最高;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地提升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而会降低资源密集型行业碳生产率水平;研发投入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碳生产率均有积极影响;行业的资本深化有效地提升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而对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与资源密集型行业的碳生产率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行业污染与生产率增长——基于行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我国环境质量恶化和经济增速下降的双重压力下,一些行业陷入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增长的两难境地。本文在构建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行业污染强度指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非线性理论模型,并以我国27个典型工业行业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用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高所带来的生产率变化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除少数行业的环境规制对生产率影响较小外,大多数行业的环境规制会导致其生产率出现非线性的"U"型或倒"U"型变化。同时,无论研发投入带来的内生性绿色技术进步还是贸易开放中获得的环境规制技术溢出,均会给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的生产率增长带来正向影响。因此,我国的环境规制应充分考虑行业发展阶段等异质性特征,运用市场化政策工具,在更多的研发投入和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中引导企业推动行业的绿色化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利润水平吗

环境规制会影响一国产业利润,进而影响其产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在"污染避难所假说"还是在"波特假说"中,环境规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都会通过影响产业的生产成本或者收益,进而影响产业利润水平而发生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国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提升干净类产业的利润水平,降低污染类产业的利润水平。采用3种利润水平的衡量指标,就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1998—2008年利润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提升我国工业行业的利润水平,并且对干净类和污染类产业利润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我国有必要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测度及驱动因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新能源产业前景广阔,“十四五”期间有望加速迈进.新能源资源能否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变化,其驱动因素又具有何种特征,都对未来新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企业数增加近40倍,新能源行业规模迅速扩张,技术效率值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M”形趋势.中国新能源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呈现相反趋势,技术进步变化对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高于技术效率变化,新能源企业技术尚未达到生产前沿面.从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因素看,工业增加值与开放程度对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研发投入和政府规模对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外商直接投资和城镇化水平均对新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之谜——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视角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与全要素分解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门槛回归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还表现在纠正企业内与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实证表明:(1)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微观企业层面存在“倒N形”关系;在宏观省级层面存在“U形”关系.(2)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利于高生产率企业贡献更多产出份额,获得更多的资本份额,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但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3)低强度环境规制对企业内贡献与企业间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负向影响;适度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内贡献、企业间贡献、企业进入贡献与企业退出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正向影响.所以适度的环境规制设计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限制落后产能,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淘汰停滞不前的低生产率企业,为高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     

碳排放权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如何影响高碳排放行业,如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双重差分法是近年来识别碳排放权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常用研究方法。以2014年开始试点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能够通过筛选外商对内直接投资(IFDI)的质量,进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更改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后,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     

FDI、对外贸易与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来自江苏的证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必须理性考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于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FDI和进出口总额对于江苏县域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对于江苏县域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额和进口额对江苏县域技术效率变化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江苏县域技术变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口额对江苏县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进口额对江苏县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江苏县域要在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同时,做好优化升级和自我提升两篇文章.     

国内环境规制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1995—2009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在测算中国35个行业环境规制和垂直专业化比重的基础上,建立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内环境规制对垂直专业化的影响。结论表明:整体而言,提升国内环境规制强度对垂直专业化水平存在抑制作用,严格的环境规制削弱了行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短期内,严格的国内环境规制将提高污染密集型行业中间投入品生产成本,促使其利用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加深;长期内,严格的国内环境规制促使污染密集型行业提高生产率,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减少对国际市场中间产品的依赖,垂直专业化程度下降。清洁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对垂直专业化比重的抑制作用更大,表明对清洁型行业采取较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推动其参与产品内分工,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     

环境规制有利于提高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总体来说,我国采取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实现保护环境和提高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赢"。但由于我国各地区工业全要素R&D效率具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从平均影响来说,环境规制具有正面影响,但对于工业全要素R&D效率不同的地区来说,影响又是有所差异的。因此,需要更多的采用激励性环境规制,推动企业主动将环保责任内化于自身发展战略之中,减少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有利于更好的提高全要素R&D效率,从而增强我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城市经济韧性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22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了城市经济韧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城市经济韧性发展可以直接提升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经济韧性对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中介效应,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城市经济韧性发展有助于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有空间溢出作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城市经济韧性对本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备的时间累积效应在不同城市特征下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依据实证结论提出了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规制框架设计

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有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会对其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相关的解决方案必须从实际出发,着重围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成本和福利分配展开。具体而言,需要在相关领域实施绿色标签制度、改革现有的国际投资协议和建立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规制和协调的"三位一体"环境规制框架,才能有效增加对东道国的福利转移,保护当地居民和产业的相关利益。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一带一路"沿线15个省市区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有着不同的间接溢出效应,信息、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对1981～2005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分析

本文首先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部分,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出1981年~2005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而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这两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提示我们,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实际上蜂拥而至的大量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对当地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显著的贡献,它们主要改善的是当地的技术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探究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农业机械化显著影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但具有滞后效应;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三,农业机械化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遮掩效应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产生影响;第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直接作用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FDI对中国配套产业链升级影响的理论模型——基于层面与模式视角

本文将"配套"与"产业链"结合起来,从配套产业链的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链升级的影响.首先勾画了配套产业链升级的技术路径,为配套产业链升级设计了短期与长期目标.在此基础上,从产业链升级层面和升级模式两个角度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对配套产业链升级的影响模型.一方面,配套产业链升级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要素特征层面的密集型变化、价值构成层面的附加值转变和劳动生产率层面的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配套产业链的升级模式主要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互联网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互联网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结合2008-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门槛分析发现,互联网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当互联网低于一定水平时,互联网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减弱趋势;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成本、产业结构水平和外部监督力度是互联网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     

外商直接投资与研发对国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上海市1995到1997年3年间26个工业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研发(R&D)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文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具有挤出效应,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率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同时,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既有互补效应,也有替代效应,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使得企业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提高缺乏显著的促进作用.     

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比较研究——以南京为例

本文采用基于DEA的Malmguist指数法,以南京为例,研究了不同注册类型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在1993-2005年期间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第一,1993年至200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前一阶段主要靠技术进步推动,后一阶段靠技术效率的改善拉动;第二,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很快,这包括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共同作用;第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全靠技术进步的推动,而技术效率有待进一步改善;第四,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趋于下降,尽管技术效率有所提高,但是技术水平的下降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