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电影改编中电影性与文学性的表达

巴金的小说《家》被多次改编成话剧或电影,文章主要分析从巴金的小说《家》到1956年版电影《家》电影改编中如何处理文学性和电影性的问题。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探讨1956年版《家》在电影性表达中的叙事转换,文学性包括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表达方面的得与失,在具体的分析中体会经典作品改编的启示及正确看待不同时期电影改编的意义。     

论小说与电影的改编

小说的叙事性决定了在诸多文学样式中它是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电影中的优秀之作大多是由小说改编成的。研究小说史应该关注小说在电影化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既有探索性、趣味性又能满足大众的情爱心理期待的爱情小说是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对于作家是名利双收的事，“触电”几乎成了普遍现象，但中国当代作家大多对电影表现出高蹈的鄙夷姿态。     

情欲叙事、历史意识与人性书写——以江苏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江苏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在中国影坛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这些根据江苏作家小说改编的电影,或者突出小说中的情欲叙事与身体消费,或者虚化小说的历史意识,或者强化小说的历史意识,或者改编小说主题,完成人性书写,以实现电影与市场、主流意识、导演个体精神的统一。     

出于蓝而胜于蓝——论《秋菊打官司》之于原著的典型化提升

电影<秋菊打官司>是根据当代作家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而成的.原著小说作为电影创作的母体,为电影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基础.但电影并不是对原著小说机械被动的语言转译,编剧刘恒和导演张艺谋抓住原著小说的精神内核,按照"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美学原则进行再度创作,使电影与原著小说相比,在艺术上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的“道德商谈”——从小说《官司》到电影《集结号》

与传统现实主义革命悲剧不同,中国当代作家杨金远的短篇小说<官司>(2002)与当代导演冯小刚执导的红色大片<集结号>(2007)深刻揭示了后革命时代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之间的道德商谈.电影<集结号>对小说<官司>的改编采用了保留、增添、改变和删除等手法.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号声真相的探询、残酷战争的展现以及象征仪式的出场三个方面.通过改编,电影<集结号>有力地强化了公民伦理与革命伦理在真诚性和生命观两个层面的剧烈冲突,以及二者通过修复共识而又相互依存的悲剧性关系.     

小说《倾城之恋》改编电影后的精神错位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作品中最早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以忠实原著的态度进行改编,但只在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上遵循了原著,却没能抓住原著的精髓,在对原著故事表达的精神领略上发生了错位,导致电影失去了原著的风格神韵.     

符码转换与价值延异——鲁迅小说改编电影的路径与实践

鲁迅小说改编电影有1956年北京电影制品厂的《祝福》、1957年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厂的《阿Q正传》，1981年的《阿Q正传》《伤逝》《药》和1994年《铸剑》六部作品。这些改编电影在寻找忠实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和契合改编的时代语境间平衡，艺术表达上暗隐当代中国文学性渐弱而视觉性渐显的趋势。改编电影从原小说中挖掘贴合电影表达的质素，强化电影的故事性，强化情节结构，增添情感元素。充分利用原小说中包含着现代性的“看”的思考和现象，在银幕上下、故事内外的各种历史文化影像中试图寻找小说和电影共通的解读编码，演绎成各类影像化模式。鲁迅小说电影改编的实践经验都显示了20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视觉语言和文字语言影响和交融日益加强的文化现象，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字文化经历影像转化进入更为宽广的“公共领域”的努力过程。     

东方不败的多重意义——香港新武侠电影《笑傲江湖》系列美学探析

香港新武侠电影<东方不败>系列所依据的文化母题源于中国古老江湖社会中的侠义文化,作为徐克改编自金庸小说的电影<笑傲江湖>的续集,它造就了一个现代江湖神话;作为关于东方精神的隐喻,将这个回归中国历史精神的神话演绎到它现代性的极致,具有多重意义.     

小说与电影的可叙述与不可叙述之事——论《色，戒》的跨媒介叙事

文章比较了<色,戒>的原著小说与改编电影,探究语言话语与视觉叙述如何再现可叙述与不可叙述之事,文字文本中的视角与再现模式如何被视觉文化与视觉想象塑造,文字文本如何策略性地引用并改写视觉图像,小说与电影具有怎样对立又融合的悖论关系,两者的视角和效果是殊途同归还是并在歧出.     

京剧:新北京的老名片——北京城市史话系列之二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根据老舍先生名作改编的电影<我这一辈子>里,开场第一句台词儿是:"北京啊,北京,这是咱们中国的古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