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起源"的叙事及其社会功能

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不可被复制和超越,又不断为“当下”社会所利用,之所以处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境遇,在于其拥有其他体裁无可比拟的特征。史诗属于宏大叙事,提供了为后人无限的阐释和追忆的空间;史诗又是关于“起源”的叙事,讲述着最古老的祖先的故事。史诗理所当然进入了神圣的殿堂,字里行间洋溢着崇高与伟大。史诗不断演绎出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合理性。     

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史诗品格

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以浓郁的史诗品格，为本民族树立起时代艺术的纪念碑。它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为叙事的主导视角，于宏大叙事中塑造了民族史诗英雄群像，它所蕴含的悲剧意识、崇高格调，达到了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超越，显示出高超的审美品位和艺术追求。     

“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

自史诗概念传入中国,关于中国有无史诗的争论成为中国文论和美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姑且不论究竟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汉语史诗,也不论汉语史诗和西方意义的史诗的差异,史诗观念的传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促发的创作实践层面的史诗性书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文学到影视,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书写和史诗性审美,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已然生成了“史诗”审美传统。从“史诗在中国”到“中国的史诗”的转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身份认同乃至国体的寓言。     

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一

本文论证《左传》文本形式的史诗性。《左传》文本在内视线索、选材和结构中心点上达到了史诗所要求的整一。《左传》记录了春秋二百五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全部叙事的最终思维指向是“天人合德”的历史观。四类题材都从不同角度反映“礼崩乐坏”的现实，向着“天人合德”的主题辐辏凝聚，呈现比较严密的主题构思。《左传》蕴含了中华民族后世文化的基本因子，是中华民族文化“元”精神的第一次形象记录和阐释，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作品     

现代史诗标识论

现代史诗指的是近代、现代、当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主要指长篇小说。现代史诗的识别标准,仍然来源于古典史诗,现代史诗与古典史诗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现代史诗特征是:选用重大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题材,规模宏大;塑造完整的杰出的人物形象,于个性中寄寓民族性和人类性;对历史和现实作宏观的、本质的透视;真实与奇妙的结合,情节跌宕起伏。“史诗”作品不仅是“史家绝唱”,还应是“无韵‘离骚’”。一些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史”与“诗”结合的和谐度不够,有的“史”压过了“诗”,有的诗性强于史性,完全“达标”的史诗性或史诗型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是凤毛麟角。     

论国外史诗及其理论译介与中国史诗学的建构

对19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眼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翻译和介绍国外史诗及其相关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对国外史诗及其理论的介绍、引进和借鉴,就没有中国史诗学的发生和发展.这一表述看上去似乎是一种简单的方程式的因果关系,却未必能够对中国史诗学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不过站在国际史诗学的立场上考量,这一表述无疑是正确的.     

何为“满—通古斯语族史诗”?

“满—通古斯语族史诗”这一提法基于“东北亚史诗带”与“满—通古斯语族史诗群”,但所涉族群基于严谨的语言学划分，仅指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埃文基人及那乃人的叙事传统。其中满族“窝车库乌勒本”、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早被学界所知，而鄂温克族史诗从名到实都需重新界定，埃文基人和那乃人史诗的相关研究状况也需做介绍。     

满族说部的称谓与性质

满族说部的称谓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长篇口传叙事故事不同,不是本民族语言而是汉语,但它并非来自汉语文献分类中的"说部",而是由满语称谓汉译形成,并不因此而影响其鲜明而珍贵的民族历史内容;主要被作为文学研究对象加以研究的满族说部,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是具有一定"史诗"性质的满族民间长篇口传故事。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论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复兴

民族凝聚力研究是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精神文明工程。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展开民族凝聚有两个原因：和而不同，以“心”征服的心理凝聚；心向中原，追求平地的地缘凝聚。其复兴典型有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磨难后形成的具有更强的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家族小说的历史书写

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家族小说以其独特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力度而独领风骚,它们常常将一个家族兴衰的描写与整个民族历史的书写结合起来,追求文学的史诗品格,借家族之间物质利益的冲突、权力追逐与情感纠葛来表现自己对特定历史的感受与理解,对置身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命运的思考,创作与历史观念的变化使作家能更自由地书写自己对历史事件的重新理解,这样既让读者看到了历史本身丰富和复杂的一面,也给家族叙事增添了艺术的永恒魅力。     

回归与超越——近年来长篇小说重构宏大叙事的新探索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重构宏大叙事、追求史诗品格的倾向。结合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宏大叙事的重新审视与认知、史诗性内涵的重新诠释与追求、中国经验的想象与阐释等方面,论述了长篇小说重构宏大叙事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以及在重构中对传统宏大叙事的丰富、发展和创新。认为这种回归与超越,既彰显了作为文学遗产的宏大叙事在当下仍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又展示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积极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民族叙事伦理的不懈探索。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生成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奋斗史的鲜明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以来救亡图存方案陆续遭遇失败，亟需科学理论和先进政党的引领，亟需创新中国共产党历史主题的叙事范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出场语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生动实践，通过接续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四个“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四个“伟大成就”徐徐展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赶考”路上，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逻辑归宿指向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其显著的优势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的还原与迷失——反思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现代主义历史观念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挪用西方现代主义历史观念,融入"民间文化形态"的叙述立场,疏离唯物史观,以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重释和重构历史的工具和归宿,表现为在历史叙事中对历史的泛化和内化的追求,颠覆和瓦解宏大叙事的历史及其历史意识,还原民间叙事的个人化的历史.     

“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呈示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某种同一性。特定的历史观念成为规约小说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这是一部“创世”史诗。在小说中,开天辟地的土改运动打破了古老乡村那种非历史的自然和空白状态,千年循环的时间轨道发生了“断裂”,由此更生出真正的历史起点和一个崭新的世界。丁玲以文学的形式对新的历史行为进行跟踪,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想象和建构着历史。     

古典小说叙事的时空意识

本文探讨古典小说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特点。提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真实的历史时间里讲述似史非史的故事，把“历史性”当作小说叙事的最高目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以春夏秋冬的自然时间作为小说故事的时间框架。古典小说叙事的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带规律性的现象是都呈现出时间循环的特点，表现出浓重的悲剧意识。在空间观念上，讲史小说以地域空间作为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反映了古代中国重视土地社稷江山的中华意识和霸业意识。人情小说以园林空间作为小说叙事空间的构架，追求一种园林艺趣     

论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艺术追求与经验教训

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并非是作为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审美对象而存在 ,而是作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现象而存在。它以政治意志为价值准则 ,以英雄主义为美学理想 ,以浪漫主义为表现形式 ,追求绝对崇高的艺术旨趣 ,营造了一种史诗颂歌般的红色文学叙事模式。在这种红色文学的叙事模式当中 ,人的社会理想变得绝对纯真浪漫化了 ,人的个体生命情感则遭到了无情的抛弃。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史诗：文体意义与价值评判的互动——论胡良桂的“长篇小说史论三部曲”

“长篇小说史论三部曲”从长篇小说的创作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和围绕史诗性立论,从总体上抓住了长篇小说思想艺术的本质特征。提出了许多关于史诗性长篇小说理论的命题。采用了“传统史诗”和“现代史诗”这两个概念,抛弃了史诗的外在形式,抓住了史诗的内在精神。将史诗由长篇小说的价值评判转换成了文体规范。不仅具有史论价值,而且对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具有潜在的推动作用。但也应看到,史诗对长篇小说的评价,主要着眼于文学的认识价值,容易助长长篇小说大而全的创作风气,史诗评价也不应该是长篇小说的惟一追求。     

"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隐喻性特征

李宗刚认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是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历史的缩影,其中隐喻着中国革命在艰难曲折中最终走向更伟大的胜利;同时,英雄叙事还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人魅力型权力"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