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江湖吟社”与南宋后期江西诗坛

理宗绍定间的"江湖吟社",虽不可详考,却提供了"赣寇"与"汀寇"之乱下江西赣吉抚旴各地及闽西北各地诗人纷纷出逃,而隆兴府(豫章)成为逃难诗人聚集地的重要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可以发现南宋后期江西诗坛十分兴盛的一片"江湖"。这片"江湖"是宝庆江湖诗祸之后"江湖"诗歌最为发达的场域之一。作为江西诗派发源地及主要流行地,南宋理宗初期的江西诗坛,通过戴复古、严羽等浙闽诗人主动入场交流,在吸纳浙闽清轻柔软江湖诗风同时,更为之注入持续强劲刚硬的力量。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韩国诗人郑芝溶被誉为韩国现代诗歌之父,于1941年出版了其第二本诗集《白鹿潭》,学界以此为界称其之后的诗歌为后期诗.《白鹿潭》收录有25篇诗歌与8篇散文诗,若说前期诗集着重凸显"大海"之意象,而后期诗则倾向于"山"之意象;诗歌形式上,散文诗的比例增多,汉字和古词的运用亦占据较大比重.郑芝溶的自然诗本质上有别于韩国传统的自然诗,形式上虽保有儒家山水诗的特点,但是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诗人,郑芝溶的诗以对古典诗歌意象或接受、或扩延、或转化的方式不断适应现代诗内在的变革诉求,使古典意象在现代传承中成为创新的酵母.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论江湖诗派的诗论与严羽《沧浪诗话》之异同

姜夔、刘克庄、戴复古等江湖诗人作为严羽的前辈,他们的诗歌虽然受到了严羽的批评,但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诗歌理论主张,与严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一部分是他们都共同继承了前人,一部分是江湖诗人影响了严羽,也有一部分则是江湖诗人与严羽之间相互影响的。在悟、自然、气象、妙和自得等方面,严羽受到了姜夔的影响和启发;在本色、情性、自然以及对李杜和晚唐诗歌的评价等方面,严羽受到了刘克庄的影响;而在推崇李杜、以禅喻诗、吟咏性情、强调创新和追求气象雄浑等方面,严羽与戴复古英雄所见略同。这说明江湖诗人在诗歌理论上对严羽是有着相当的影响的,两者之间是异中有同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     

心永远在泥土里开花——浅评臧克家的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

<正> 《烙印)》、《罪恶的黑手》是诗人臧克家最早问世的两部诗集。如果将诗人的全部诗歌比作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这两部诗集就是第一乐章。藏克家诗歌交响曲中的第一乐章,第一次向诗坛,向社会显示了这位青年诗人的创作才华,为诗人以后作品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基础,使诗人在当时的青年诗人中,成为“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一) 《烙印》集成后,诗人最初曾请求书店承印,老板以“诗集暂不收”为由,拒之门外。     

杨万里《江西道院集》中的地理纪行诗

《江西道院集》乃杨万里外贬筠州期间所作诗歌的总集,该诗集主要以地理纪行题材为主,作品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奔波于浙赣地域间的行旅征程,《江西道院集》纪行诗创作的前期、后期主要依赖于南宋便捷的交通线路,诗作呈现出地理间线性展开的特点;而纪行诗创作的中期则以筠州作为稳定的中心据点,诗作多以点式景观描摹为主。杨万里纪行诗均匀结杜甫,独具一格,具有地理记叙与场景描摹的双重特征。杨万里创作"一官一集",尽管"每一集必一变",然而,地理纪行却是其众多诗集所采用的相同模式,从文学地理的视角探究《江西道院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寻找"诚斋诗"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参照互观:“第三代诗人”与“草原青年诗人”

以"第三代诗人"为参照系，考察80年代中晚期内蒙古青年诗人的"草原之诗"，会看到明显的差距，尤其在诗歌观念上更为不同、这直接影响了诗歌发展趋向。诗潮渐落，今日再思考，更期待内蒙古青年诗人的现代意义的"草原之诗"早日成型。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戴复古诗学思想述评

戴复古的诗学精神,总体上流转着杜甫式的情感溪流,呈现出对唐代诗学的回复与规慕,讲求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主要表现为诗要有正脉、诗为人伴侣、诗思费斟酌、诗味求隽永、诗风尚雄浑等方面,深蕴艺术三昧,凸现语意两工,表现出极强的审美意义.换言之,戴复古也建构起一定的诗学体系,从古今诗歌美学思想传承、流变的角度来看,自有其不灭之功.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第三代诗人"的文化认同与诗歌观念

作为一种代际称谓,"第三代诗人"以叛逆的姿态颠覆了朦胧诗人的诗坛主体地位,实现了诗歌观念从精英到平民的位移,同时,也把自己绑赴"刑场",宣告了诗人之死.比起诗歌观念的叛逆来说,诗人之死的震动性和影响力更大、更持久.它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命名.     

论《诗人玉屑》的诗识观

《诗人玉屑》是南宋末期一部重要的诗话总集,它收罗了以两宋诗话为主的众多诗歌理论资料,并体现出编者魏庆之的诗学意旨。其中诗识观念是魏庆之首先标举的,在全书中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此对《诗人玉屑》中诗识观念的提出、诗识获得的途径、诗识的目的以及意义分作阐述,以期为我们了解魏庆之的诗学观及其在宋诗学中的地位提供一个视角。     

论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诗学

光宣诗坛易顺鼎诗歌之"自开一派",自反对宋诗派复古诗风始.他标举"真新还从真旧出",强调"真性情",主张诗歌熔铸百家,无所不学,好绮语而别有寄托;诗风从"工巧浑成"到"拉杂鄙俚",在诗歌形式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是,易顺鼎诗歌依然从属晚清复古诗风,题材贫乏,缺乏新材料,拘泥形式至以诗为戏,最终堕入虚无.     

盛世中的穷者之音——论《箧中集》诗人的复古与涩调

《箧中集》诗人是盛唐到中唐诗歌转折中的一个过渡群体。他们复古色彩明显,多做五言古诗,对汉魏诗的主题、艺术手法和思维方式等多有继承。但《箧中集》诗人缺少魏晋诗宏阔自由的精神力量,过多执著于现实忧虑,诗歌也因而呈现出俗和涩的新变倾向。特别是他们善于用尖刻参苦的语言把自己的穷苦说到极端处,以及有意识地用语感上的涩调表达内心的苦涩,成为中唐奇险一派诗风之先声。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     

于右任三次甘肃之行及其詠陇诗

壮士每多登陇坂,诗家端爱唱边声。我很欣赏上面所引的诗词专家的话。从古到今,大西北历来是诗人们的丰收之地。读了于右任先生的詠陇诗,这一观念在我脑海里更加深刻了。于右任先生一生酷爱作诗,从少年到老年,都乐于以诗人自命。他的诗保存下来的有多少?有关资料说,于翁晚年自订旧作,有近九百首。近年海峡两岸所出的于右任诗集有三种:《于右经先生诗集》,计约八百首上下;《于右任诗词集》,近七百首;《于右任诗歌萃编》,八百五十余首。于先生詠陇的诗、词、曲共四十二首,三种本子基本上都收入了,约占二十分之一。比之于先生在甘肃全部不到三个月的驻留时间,其詠陇诗的数量之半和质量之好,是十分明显的。     

杨慎诗学体系论

杨慎代表着明代中期诗歌的最高成就.基于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卓绝成就,杨慎也认真总结诗歌的创作理论,从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诗学体系:就本质而言,诗歌是"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就诗人而言,"奇才未尝不读书,读书未必皆奇才",诗人必须具备先天的艺术素养,除此之外,还要多读书,多深入生活,积累素材;就技巧而言,诗歌"假喻以达其旨",以"比"、"兴"为主,表达作者蕴涵于心胸的自然真情,以使作品显现风韵之美;就审美而言,诗责"隐而彰",言简意赅,点到即止,含而不露,从而使读者产生"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审美效果.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