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西方文学接受观念的五种类型

西方文论史经历了五次范式转移,不同的文艺范式蕴含着不同的接受观念。“模仿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向本体世界追寻的“诚意谛听”;“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具有理性旨归的趣味阅读;“表现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追求自由精神的体验借鉴;“客观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以审美自律为特征的精神补偿;“接受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主张多元价值的对话交流。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解放区后期文学的价值观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其功利性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剧作《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明了解放区后期文学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已发生了从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和导引之下发生的。它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和文艺工作者“立场问题”以及“态度问题”，反映了“阶级的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作为必须执行的“党的文艺政策”和解放区文艺的“方向”，它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使之在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以“阶级的功利主义”为主的价值取向。 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

以长期被忽视的“实用说”为讨论场域,分析了这一范式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在文学形式方面,作为总体形式观念的“表述形式”,其性质是一种“权力性关系话语”,体现为修辞形式、类型形式、中心形式三个认识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政治、新教伦理、自然人性为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特征;在文学接受方面,趣味阅读与理性旨向是阅读理解方面的特征。本文对“实用说”文学范式具有认识价值,对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关系的范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近代中国“文学”源流（1844—1876）

鸦片战争前后,西人来华使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了变化。在史地著作、条约、传教士刊物等文本中的“文学”事物、观念各有差异。在本土新闻纸及“采西学”的讨论中,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同样纷繁复杂。这种差异既与各自讨论的具体事理有关,也与观念的来源依据有关。近代早期“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着分科确立以后的学术重建。     

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与20世纪80—90年代,其中出现过两大批评范式,即心理学批评范式与政治批评范式。心理学批评范式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是民国时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新中国早期,文艺批评界将英美乃至西方现代派文学一律贬斥为“反动”、“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批评范式由此诞生,并出现了第一次范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爆发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论争是两种批评范式所代表的不同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所表现出的公开对立状态,而90年代批评界“话语上的改口”是第二次范式转型的标志。在两次范式转型过程中,学术话语的历史传承与“话语平移”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而当下对英美现代主义文学评价的“合法化”状态,是学术研究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赋与狂诗

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赋的本源,因此“赋”被译作“rhapsody”（狂诗）。狂诗是古希腊早期史诗的一种形态,在传播媒介上为朗诵表演,与汉赋相类。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     

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中的理论问题及反思

从神话维度、剑桥神话仪式学派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的关联性、还有方法论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及其现代学术传统,是中国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中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既造成了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人类学”多元性研究的遮蔽,也造成了介绍台湾“文学人类学”研究状况时的某种“偏狭性”认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问题的探讨内蕴着“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文学人类学”的内涵做出较充分地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划定其对象、疆域及范围等,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起点的问题才能够在逻辑上自洽,理论上被言说,被讨论。这就须注意“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生成的思想史语境。     

文学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的来源及演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表明其理论内涵应该是带有阶级性质的思想体系,对此不能随意扩大,尤其不能与“社会意识”及“意识形式”相混淆。文学不应定义为意识形态,但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文学在阶级社会中可能具有的重要功能。     

“公共舆论”的形成与文学变革

不少研究者将清末民初由报刊、出版等传媒力量所形成的“公共舆论”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混淆 ,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 ,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在厘清这一错误的基础上 ,通过对大众传媒在近代发展的基本形态、文学“公共舆论”的作用、学会社团的公共性等几个方面的分析 ,探讨了影响近代社会变革的传媒力量———“公共舆论”的特点以及它对文学变革、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和作用     

释“文学是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自高尔基以来不时地为人们所提起,虽然过去偶有几位学者作过一些论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学界对此所引起的注意力还远为不够。我们需要思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到底人学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文学与人学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意蕴是什么,其对于认识"文学"之现象与本质可提供什么样的启示,等等,显然都是一些意味深长的文学理论话题。     

关于"贬谪文学"的语词考量

贬谪,是中国古代一种很常见的政治现象,贬谪者将其被贬谪的人生感悟和谪居生活中的情感体验,蕴涵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因而称之为贬谪文学,这是一种在内容情感上独具特色的文学体式。但“贬谪”在历史上,又可以称为“左迁”、“贬”、“流”、“谪”等,于是,研究界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称谓,或称之“迁谪文学”,或称之“贬谪文学”、或称之“逐臣文学”,其实,它们各自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并不一致,应予区分,以便能较准确地指称和描述贬谪文学这种特殊的文学体式。     

关于“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的句式问题

从回答方式、信息结构和概念等角度探讨"文学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两种问句是否相同。从回答方式看,两种问句都能够用"文学(就)是B"或"B(就)是文学"回答,从这一点来看两种问句追求的是相同的东西;从信息结构来看,"文学"对于问话人来说是已知信息,他已经知道有"文学"这个东西存在,只是他不知道是什么,因此用两种问句追问"文学"的含义,从这一点来看两种问句所追求的还是相同的东西。另一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只能描述事物的既定形态而不能追问事物的定义,文章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个句式完全可以追问事物概念的内涵(定义);而"什么是"除了追问事物概念的内涵外亦可追问其外延。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四种"吃"法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四种不同的"吃"的描写加以分析的基础上,旨在探求其背后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并试图以此形成一个关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视角.     

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与“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

新世纪,回眸延安文学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话题。面对延安文学研究“黎明前的黑暗”和学界对“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等概念理解混杂的事实,在前人学者延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探寻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脉络,阐述延安文学学科规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兼谈“延安学”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为英语"文学道路"正名

近年来,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中,"文学道路"成了贬义词.在这一现象背后,潜伏着这样一种普遍的假设:英语教育旨在摄取信息,掌握技巧,获得实际知识和技能,而文学则仅仅是一件饰物--只能用来点缀以市场经济这个硬核为主导的课程表而已.为了抵制这种趋势的蔓延,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我国英语系的基本任务是什么?英语文学教学是否与当今市场经济存在关联性?它们又是怎样相互关联的?我们怎样才能使当代中国人确信学习乔叟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倾听那些既非本国人,又非现代人的声音--是有益处的呢?在重新认识这些问题的同时,有必要改进当前仍在流行的一些教学方法,以确保文学在英语教学中应有的地位.     

论"文学是人学"的三个维度

传统文艺理论在理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时,往往倾向于从认识论和知识论哲学出发,将文学活动中的人仅仅看成是思维主体和认识主体。这种思维视觉的局限扼杀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张力和推衍能力。惟有从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这三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理论含蕴,从而对这一传统命题作出恰当的阐释。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