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之维——以封建郡县之辨为中心

封建郡县之辨生动展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制度维度。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看,依据各个制度的组织原则以及封建要素与郡县要素之间的交互融合程度,可以将历代封建郡县之辨所关涉的制度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封建制、郡县化封建制、封建化郡县制、郡县制。封建制与郡县制容易造成较大的政治危机,无论“其专在上”还是“其专在下”,都不利于维系共同体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因此,能够更好地平衡仁与义、家与国、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郡县化封建制和封建化郡县制在整体上要优于另外两种制度。而在内部稳定和外部威胁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历史上的中国政治制度最终演变为某种程度上的封建化郡县制。     

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

郡县制实行以来，历经褒贬。在第一期论争中，以唐代为高潮。柳宗元等人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与之相反，朱敬则、孙樵等人则认为郡县制度祸害社会，流弊颇深。明末至清中叶是论争的第二期。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从天下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地方官专任等限制皇权的社会权力结构新模式。然而，他们仍未脱离秦代以来或言封建、或言郡县的窠臼。戊戌变法以来，论争进入了第三期，时人引入了宪政、联邦制等新型社会权力架构思想，对郡县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释，章太炎、梁启超、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改造中国旧有社会行政结构的一些新思想，但因社会环境、思维角度的不断转换，他们的一些重要见解并非一成不变。透视历代有关郡县制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深入思考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问题。     

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

“封建”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藩”,原指殷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近代中日两国学人皆以“封建”翻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意为领主、采邑制),遂成一重要汉字史学术语。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始,共产国际译词在中国传播(如称现实中国为“半封建”),尤其是192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派,将“封建”泛化,把秦汉至明清这一颇不“封建”的两千余年历史纳入“封建时代”。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一论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通行。而负荷新义的“封建”,脱离了中外古今概念坐标系的正轨,既未求得古今义流变的合理性,也没有达成中西义对接的准确性,故其效用不佳。笔者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部,追踪术语“封建”误植的过程,并建议恢复“封建”古典义,又与英文术语feudalism相通约,将殷周称“封建时代”,秦汉至明清的社会,不宜冠以“封建”,从政制角度可称“郡县制时代”,从较宽泛的历史学言之,可称“宗法专制帝制时代”。     

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耪青与雇工

本文论述了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耪青与雇工。通过对耪青的种类及其阶级、雇工的分类及其性质分析，认为耪青基本上可以算作农民阶级中的贫雇农阶层；雇工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封建的农业工人。二者在内蒙东部的普遍存在，说明经营地主在内蒙古东部的地主阶级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同时期的内地有很大的不同。     

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

关于郡县制的起源，大致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郡、县的起因；二是郡、县起源的 地区和时间；三是郡、县的性质。古往今来，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种种观点。对这些理论观点加以梳理，对人们认识和把握郡县制度的本质特征颇有助益。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郡县制的推行，社会自治和自组织的因素被进一步剔除，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种阻碍的作用。     

综论秦国秦朝实行郡县制的原区

秦朝采用郡县制是其政治制度客观限定的结果。是为了加强对六国故地及边远地区的政治控制，是受秦始皇及其他政治家个人原因的制约。秦国秦朝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地方政治行政体系的基础．构建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而郡县制支撑的国家民族统一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封建”概念辨析

“封建”的本义为“封土建国”,殷周实行此制,秦汉以下虽保留封建制的某些部分,但社会制度的主体已转化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地主自耕农经济。然而,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涵义发生偏误,流行的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古义,也大异于西义,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此种泛化封建观,不利于古今史论的承续,也不利于中外史论的对接。建议秦至清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     

清代封建论的文化意蕴初探

清代封建论早已突破了先前封建论主要着眼于体制之争的框框,成为一种思想资源,或是藉以反思明亡清兴,或是藉以批判郡县制为核心的君主专制,或是借封建"分权"的内涵倡导地方自治.除上述社会及政治的现实之外,长期延续的宗法传统、儒家文化中"公"的思想观念及其与法家制度文化之间的明显紧张,正是清代封建论的文化背景和主要内容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比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生成于不同时期，植根于不同土壤，二者既有一些共同之处，又有不少差异。对其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两个运动各自特性的认识。其共同点是：（一）对传统的批判与重建；（二）倡导文学革命；（三）抨击封建权威思想；（四）呼唤人性的复苏，倡导个人的解放。其不同点是：（一）背景不同；（二）影响力不同；（三）带来的后果不同。     

论东汉时期岭南社会的初步封建化

<正> 秦代和西汉在岭南地区设立并巩固了封建性的行政建制——郡县制,开创了中原人民“与越杂处”的时代.汉越两族人民在这近两个半世纪的和平环境下所进行的早期开发,为岭南社会的初步封建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东汉时期本地区的情况加以探讨.     

中国与西欧早期封建政治制度不同模式形成原因

一、历史渊源的比较 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家长世袭专制,周王既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最高宗族的宗族长,集政权、土地所有权、族权为一。这与西欧封建早期,国王仅为大贵族之一,并且其直辖地往往小于其他大贵族,是不同的。 到了战国,各诸侯国相继废除了专制不足、集权不够的再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废官吏世袭为任免,不再赐土地而改为赐禄米工资制。诸侯加强了     

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年题说

值忽必烈平大理国750周年，本文概说其重大史义三题：一是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衰亡的大趋势，使边疆云南最终统一于中国；二是创设了与多民族云南社会总体和谐的政治建制，尤以影响深远的土官制度为著；三是留下了民族精神与人类智慧和合的宝贵文化遗产。     

百越后裔黎族与百越女杰冼夫人

本文论述黎族在封建化进程的早期，其社会历史的发展，直接受百越女杰冼夫人施政的积极影响。     

呂后“王諸呂”值得肯定嗎?

在封建社会的国家体制上,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是维护中央集权制,还是搞分裂割据?一直是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西周奴隶制国家,表面上是统一的,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但由于实行世卿世禄的分封制,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法家,在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的过程中,创建了郡县制。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委派,不享有世卿世禄的特权,可以随时撤换、调离、迁任。这是防止分裂割据,巩固中央集权制的一种有效的政权形式。从秦始皇开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乃是“势之所趋” (王夫之:《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因此,大多数法家人物都是颂扬郡县制的。     

顾炎武"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思想浅析

顾炎武在总结前人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论争,以及发现郡县制和分封制各自的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政治体制理念,并对分封与郡县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不仅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中国传统地方政制基本特征刍议

地方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自秦迄清）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从宏观角度而言，可大致概括为四：外在形式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立，基本内涵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共存，具体发展制度性与变通性互动，内在实质具体性与目标性统一。此四者密切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传统地方制度伴随社会变迁而日臻成熟。     

从帝王、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中西封建税收的差异

本文认为，中西封建社会的帝王、国家和政府三者之间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在中国，皇帝、国家与政府三位一本。而在西方，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王可以代表政府，却很难代表国家，国王与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分立状态。基于这种不同的关系，封建赋税在中国主要依靠强权征敛，因而称为“强权征收”；在西欧，封建前期主要依靠特权征取，后期主要通过协商征收，所以分别称为“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强权征收”反映中国封建赋敛的专断随意性特点。“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则反映西欧封建税收相对民主程序化特征     

彼得一世与康熙皇帝之比较

彼得一世（６８２－１７２５年在位）和康熙皇帝（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年在位）是俄中两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帝王。两人在位时间比较接近，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即世界范围内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代。两人都好学务实，不尚空谈；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励精图治，雄才大略。两人都为推动本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彼得一世通过改革初步改变了俄国的落后面貌，拉开了俄国近代化的序幕。康熙皇帝则基本上完成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由于中俄两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两人对当时两国内外形势认识的不同，…     

论晚清新政治机构的创设

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前，清政府新政治机构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封建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已被打破：戊戌变法时期增设的新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及法规，对封建传统势力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清末官制改革中设置的新机构，使清王朝的国体与政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可以看作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的开端。     

封建、郡县之变中儒学演进的历史考察——层累成长的古史与记忆重构中的今古文经学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集体记忆"的讨论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热点问题,但很少有学者将之运用至古典经学思想史领域。春秋以降,在封建、郡县大的时代变局中两个社会结构变迁运动相向而行:一是由封建贵族氏族社会向郡县制家父长制社会转变;二是伴随整个社会家父长制化进程,家父长统治下的私臣属役整体地向具有相对平等身份的国家编户齐民转变。孔子游团儒学在这一社会变迁运动中应运而生,对儒学历史记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下开了战国秦汉德治主义和礼治主义两条思想路径。在历史记忆的断裂、成长与文献重构中,古史在绵延中层累地成长,思想的历史亦随之突破。围绕帝国如何构建,汉初形成了今古文经学"天人"、"天礼"之学的两大儒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