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文化传承司职与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者--叙事者的选择与叙事中作者主体话语权的追求

苗族人有语言无文字的现实导致了苗文化的传承只能依靠苗族文化司职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这决定 了苗族文化司职在史诗叙事中的话语权力。而苗裔作家沈从文则以同样自由的心灵在进行小说创作,他选择了不 掩饰的叙事人和隐身叙事人进行叙事,努力争取作者在叙事活动中的地位,实现作者在叙事中的主体话语权。     

方言叙事与乡土审美：从语言功能看贾平凹小说方言书写的价值

贾平凹的小说以乡土书写为特色，既写故乡物事，也喜用方言词语，而他在叙事中不限于使用已有的方言，还常常“自创”方言。对关中方言有独特感受的贾平凹式的语言是其小说“方言书写”的真正内涵。作家通过方言元素所负载的文化物事来揭示秦地的人情事理，构建富含秦地气氛的世界，书写充满艺术感的乡土。可以说，民间叙事、文本交互体系的建构、乡土世界摹写三个方面共同搭建了其乡土叙事体系。而方言书写除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趣味外，还展现出作品语言的情感价值、认同价值以及文化价值等多重向度。     

戴厚英《流泪的淮河》语言的乡土味

语言的乡土味是戴厚英农村题材小说的努力方向,文中土腥味的方言词语,地方性俗语谚语,古老的儿歌民谣和独特的曲艺话语,映射出作者强烈的乡土情结和独特的地域语言文化。     

论格非小说的意象叙事

论文在梳理意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象叙事理论,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格非小说中的意象不仅是象征化的修辞手段,也具有贯串小说叙事结构的功能。格非小说的意象叙事显示了小说作者在小说艺术象征化方面的努力,体现了格非小说繁复细密的叙述风格和含蓄蕴藉的美学追求。     

象征的诗学--京派小说意象叙事论

论文在梳理意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象叙事理论 ,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京派小说中的意象不仅是象征化的修辞手段 ,也具有贯串小说叙事结构的功能。京派小说的意象叙事显示了小说作者在小说艺术象征化方面的努力 ,体现了京派小说平和淡远、含蓄蕴藉的美学追求。     

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弗兰妮》叙事进程研究

作家在小说《弗兰妮》的叙事中,能够充分考虑到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方面的作用,也努力使读者加入到叙事进程中,文本内部的不平衡性与隐含作者、叙事者和读者间的张力共同作用,促进了小说叙事的发展。     

苗文化传承与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主体话语权利

在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叙事中 ,作者对话语权利的争取是其最明确的特征。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转换调整 ,都是为了确定自己在小说叙事中存在的地位 ,确定自己在叙事中的话语权利。这一切与苗族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机制有着相同的文化心理动因和外在表现形态。沈从文对苗文化的认同 ,对苗族人文价值观念的认同 ,导致了他小说创作中相同于苗文化传承的叙事的产生     

李佩甫作品的方言自觉

李佩甫作为当代优秀乡土作家的突出代表,地方特色成为其作品的本质特征,而构成其地方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他具有方言自觉,善于运用方言成分,充分彰显方言文化内涵。从李佩甫小说《城的灯》可以看出,李佩甫小说运用方言有三种形式:对河南方言的直接运用、运用方言时结合了作者的阐释、直接把方言作为描写的对象。对方言成分的运用,使李佩甫作品营造出浓厚的乡土气息,表达了作者对家乡豫中平原的特殊地域精神和人格魅力的认知。李佩甫擅长乡土小说创作,他有文化自觉和方言自觉,在创作时自然会使用中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因此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方言成分。在提倡文学个性化的今天,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方言资源,创作出更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也是文学创作的大势所趋。     

试论冰心小说的独特叙事及转变原因

冰心小说以其意象化、散文化、作者角色化等丰富的表现手法和方式,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貌,为小说“形式革命”的建设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促成冰心小说叙事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基督教文化的熏染,使冰心青睐于第一人称叙事、增加了小说的叙事元素、影响了其小说的话语形式;传统文化的浸润,使冰心以诗的笔法改造小说;“向内转”文学潮流的影响,使冰心小说趋向心理化、情绪化,情节淡化。     

从传统到现代——由叙事看《瓦解》的主题

《瓦解》这部小说,在现代小说叙事中融入了大量伊博族传统叙事艺术,传统叙事在小说中经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由盛转衰的变化,这种变化指向小说的主题,即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悲壮性历史进程,表达了作者对非洲传统社会扣现代文化的复杂态度。     

大众文化立场上的谐俗叙事--论《醒世姻缘传》叙事的文化品位

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的叙事与该时期的大众文化亲缘密切。作者立足大众文化立场.体现大众关怀.表达大众审美趣味,形成谐俗性叙事的文化品位。这表明,即使是正统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在文化观念、叙事角度和话语选择方面,亦往往受到大众文化的深刘影响。同时,又以其亲和大众文化的优势,有效地进行文化与文学传播,显示出世情小说独有的文化精神与文学魅力。     

对生命体验的叙事型观照——试论小牛小说创作哲学

小牛笔下的湘文化写作,源于对底层生命体验的思考。对小牛小说进行分期观察,其人物叙事可以分为三类：俄式的＂小人物＂叙事;湘文化的民俗性叙事;社会转型期的底层民众叙事。这三类叙事统一在作者对底层生存的道德关怀之中。     

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穿梭——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时间模式分析

叙事时间是叙述者或作者用以表达情感和主题的有力方式．张爱玲在小说中表现了较强的时间意识。通过对其文本呈现出来的叙述时间奥秘的解读．以小说的叙事时间为切入点，努力挖掘小说文本中叙述时间运行模式及其意义．分析时间和虚无及其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解读张爱玲的小说别具意义。     

论张恨水环境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悲剧意蕴

本文主要从叙事方式、人物命运、作者文化观念和结尾的安排等方面论述了一向为人所忽视的张恨水环境小说叙事结构与社会生活、传统文化间的内在联系。     

家国情怀、女性成长与地域文化——梁凤仪小说《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评析

香港作家梁凤仪的小说《我们的故事之乱世佳人》在家国情怀、女性成长、地域文化三个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小说以宏阔的历史为骨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融合起来展开叙事,发掘和展示了当代香港人个体文化精神品格和浓郁的家国情怀。小说中对于女性的书写,展现了作者对当代女性的成长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既肯定了女性独立自强的现代精神,也容纳了部分传统文化精神;对于岭南地域文化的书写,不仅承担了推动小说叙事发展和勾勒叙事空间位移的功能,也在文化审美上使作品更富有地域特色,体现了作者对地域乡土的眷恋与依赖。     

刘醒龙《圣天门口》的方言书写艺术

刘醒龙以方言为母语的母语意识非常强烈,并将这种意识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方言书写物化在他的创作中。其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方言运用上就很有特色。小说中的方言书写不时点缀出独特地域的鲜明标记与乡土色彩,用方言描绘的颇具特色的地域自然环境、劳动生活场景与民俗文化画卷,让读者真切感受特定地域人们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其蕴含的文化意蕴。同时将方言本身作为地域认同标记和乡情密码进行描写,以助小说的叙事进展。作家在小说中用方言表现故事演进的地域环境,描绘原生原态的风俗画图,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充当提高效果的表达材料,体现沁透骨髓的母语意识,使整部小说在语言风格上颇具鄂东和武汉的地域特色。而且为了提高表达效果,他运用随文直接加注和借助上下文描写的方法,帮助读者消解方言有可能造成的阅读障碍。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论《狼图腾》的“嫁接性”叙事

《狼图腾》在叙事方面的创造力首先表现为作者所采用的"嫁接性"叙事文体。小说主体叙事和"理性探掘"两部分相得益彰,其叙事理念在小说叙事主体部分通过"狼性性格"得以塑造,而在"理性探掘"部分以思辨的方式得以强化。诗和议论结合的叙事策略使小说寓理于情,在情理交融中完成作者对"狼图腾"精神的塑造和烘托,有助于作者引导和掌控读者对小说叙事理念的接纳。     

民族性叙事与隐含作者的多维立场

民族立场、民间立场以及时代立场是少数民族叙事小说中隐含作者进行写作的基本立场,这三种立场使得作品在身份认同与构建、塑造民族形象、建构民族心理时必然采取多种叙事策略技巧以凸显民族性,从而使作品富有民族气息和时代特征;它体现了隐含作者对于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反思,对于解答少数民族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技巧等困惑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小说的先验性叙事研究

先验性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独特叙事方式,它具有预叙与元叙事的特征,作者一般通过说书人语气、人物言行、小说人物的姓名或别号、情节的设置等方式暗示情节的下一步发展或者小说人物的某种结局。先验性叙事不同于元叙事对虚构的明确而彻底地暴露,而是有意识地试图告知读者故事的真实性。叙述者通过虚拟的说书人来完成先验性叙事,但是并不充当作品中人物形象。先验的预见性因素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分不开,也具有史书的叙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