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列宁关于两种“思想体系”重要论断的当代思考

列宁关于两种“思想体系”的重要论断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笔理论财富。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应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逻辑又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从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尊重实践:从“不争论”到“两个不能否定”

习近平的“两个不能否定”与邓小平的“不争论”就其理论品质而言,都是对实践的尊重,这两个论断的目的都是要求我们尊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尊重不同历史时期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实践,要辩证看待实践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因为问题的存在就否认实践本身.从“不争论”到“两个不能否定”的理论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高度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续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

“义利”是中国古代儒家一直强调的问题，它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儒家“义利”观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它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辩证分析的方法，认识其思想内涵，扬弃其消极影响，继承并弘扬其积极因素，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倾向是重义轻利，尚义贬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影响中国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几千年。他把知义还是知利、重义还是重利．看作衡量人的品德高下…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及其当代寓意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唯物史观,而且在实践上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合力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总体观、统筹兼顾的协调观、永续发展的生态观和以人为本的主体价值观,为这一理论赋予了当代意涵。     

邓小平理论与防“左”反右

一个革命和建设理论的成熟与否，关键看这一理论在贯彻中能否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它形成的前提条件和总体内容及每一条纲领，都规定了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斯滕豪斯“过程模式”探微

“过程模式”是斯滕豪斯在对泰勒“目标模式”批评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课程理论,论述了他关于教育的目的、知识的性质等观点。模式体现出四个特征,即人文主义的知识观、“研”“学”一体的教师角色观、合作探究式学习观和发展性评价观。它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鼓励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发展,建立研究者和学习者相结合的教师成长模式,采用师生合作探究式学习方式,确保评价更加反映学生的发展。     

古汉语假设连词“使”的来源及虚化过程

使令动词“使”常出现在兼语式中，兼语式中“使”的意义主要有三种：命令义、致使义、容许义。这三种意义形成一个意义逐渐虚化、动作义不断减弱的序列，这种语义变化与其处于兼语式的句法环境密切相关。假设连词“使”是表“容许”义的动词“使”的进一步虚化，它的假设义来自于语境。     

恩格斯“运用概念的艺术”的科学蕴义

恩格斯“运用概念的艺术”具有深刻的科学蕴义。对“真实的思维”的追寻是“运用概念的艺术”的科学蕴义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运用概念的艺术”的科学蕴义之维系；对经验论和先验论的超越是“运用概念的艺术”的科学蕴义之突出表现。恩格斯“运用概念的艺术”的科学蕴义主要体现在它对“真实的思维”的追寻、强烈的实践观及其对经验论和先验论的超越上。     

关于“灌输”理论的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强调要对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但它不是也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并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本文根据革命导师关于“灌输”理论的论述,阐明了“灌输”理论的含义、必要性及方法。并认为,当前我们应强调“灌输”,重视“灌输”,“更应研究灌输”的方法,使这一思想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产生它的巨大作用。     

“以人为本”中“人”的内涵浅析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准确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的真正内涵,这既是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前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试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指毛泽东本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看法。它既有正确的理论观点,也包括工作中的失误。本文试从这一新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     

坚持“六个坚持”的重要意义研究

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转化为有效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回答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概括的“六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这一思想体系的精髓和灵魂。坚持“六个坚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理解和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点和精要所在,它是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论自信的有力体现,它是回答我们党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的必然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最根本的就是要自觉运用“六个坚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六个坚持”蕴含着强烈的解决真问题的政治担当,彰显了我们党勇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精神。     

试论邓小平"难免要犯错误"理论的哲学底蕴

“难免要犯错误”是邓小平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邓小平在指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提出的一个理论。“难免要犯错误”有着深厚的哲学认识论根据。人们在实践中务必要以能动的积极的态度应用好“难免要犯错误”这一理论。     

弗洛姆对“重占有”消费的批判及其当代启示

在人的生存方式理论中，弗洛姆指出，以钱易物的方式为“重占有”消费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建立外部自我感是“重占有”消费的实质，而永不满足是“重占有”消费引起的后果。弗洛姆对“重占有”消费的批判对新时代我国防范和化解消费主义思潮的不良影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论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三纲五常”

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设社会主义契约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既是需要改造和超越的对象，又是可以开发利用的宝库，其建构自身体系时所采用的“三纲五常”的结构方式，就不乏借鉴作用。本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尝试以“自由为人本之纲”、“平等为社会之纲”、“民主为政治之纲”等三纲为主轴，以“利（利益取向）”、“理（理性精神）”、“义（正义原则）”、“信（信用观念）”、“法（法治思想）”等五常为基本准则来建构社会主义契约文化形态的理论体系，以期达到纲常相济、纲举目张的系统效应。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定位——“国情论”和“初级阶段论”

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日趋深化，由“国情论”、“国力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的确立是对现代化建设所做的科学的历史定位，是更高层次的“国情论”，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新时期的“三大法宝”刍议

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三大法宝”的特点,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三大法宝”概括为统一战线、科学发展（观）、（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有助于我们更系统地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