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价值反思中的西方合法性理论

西方合法性理论发展到现代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庭抗礼,也已持续了数个世纪。无论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统治绩效”与“行政效力”的关注,还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价值规范支撑”与“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视,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都面对了一个无法轻易克服的理论困境,即“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的规范主义回归已经成为该理论今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如果理论家们还是带着西式眼镜看待这个世界、观察合法性问题,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所谓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了,而是西方文明的危机     

政治合法性:内涵厘析与特征初探

自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合法性”这一概念以来,合法性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话语谱系中的关键术语与核心范畴。通过对合法性理论脉络的梳理,结合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分析范式,从法律形式、价值实质、社会心理、政治能力等四个层面对的涵义进行厘析,不难发现,合法性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可求性与流变性、主体结构的梯次性、基础的多元复合性等四大主要特征。     

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大众赞同、认可依据的说明,这种只看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做法,会因为价值伦理维度的缺失而陷入"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则完全排斥了大众赞成、认可的经验基础,而去寻求一种永恒的正义基础和标准,从而陷入了一种抽象的思辨.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主张合法性是某种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价值,既具有大众认可这一现实基础,又蕴含着相应的价值理念,从而超越了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现代性危机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20世纪以降,在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产生了“反理性”的思潮。对“理性”以及“形而上学”的系统反思,使思想家们看清了“现代性危机”的思想实质,同时,也认识到了由韦伯所阐释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局限性。为了挽救西方现代政治哲学,更为了寻找自韦伯以来失去了的政治合法性的批判价值维度,罗尔斯将“公共理性”引入政治合法性领域,并试图以此作为解决西方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危机的最佳策略。     

生产范式·实践·理性——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评析

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生产范式过时了,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理论根源。哈贝马斯所建构的以交往范式取代生产范式的一套社会进化理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两种范式转换的内在根据在于实践与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发生变化。哈氏的重建论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     

权力合法性的概念及历史演变

目前国内学界经常提到合法性的概念,但是合法性的内涵外延仍界定不清。本文主要对西方语境中的合法性概念进行一番梳理;同时阐述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判断权力合法的标准,最初是“客观秩序”,启蒙时代发展为个人同意,从而奠立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石。其后,韦伯等人对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断了对合法性规范主义的探索。哈贝马斯对此展开批判,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合法性,这也就是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危机”。     

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概念经历了从韦伯的经验主义到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思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党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巨大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多元性和变化性的参照系中构筑政治合法性,必须超越传统上经验主义依靠大众对统治服从的经验,也不能局限于规范主义对永恒正义的抽象思辩.合法性是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统治秩序的有效性也依赖于自身事实上被承认.转型期的中国,如果要保持政治稳定,消除合法性的危机,就要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保障.     

哈贝马斯的真理观与民主合法性的重建

哈贝马斯力图在真理的基础上重建民主合法性 ,使民主摆脱工具化、形式化的局面 ,从而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有效结合 ,及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超越。他以道德普遍主义为支点 ,跨越民族国家的局限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理性的生活方式。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辩护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针对国内出现的否认与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两种错误思想,党进行了批判并就如何坚持与实践马克恩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进行了艰辛探索,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国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现实基础,强调践行“知行统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前者回答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后者则解决了“何以可能”的问题。     

柏拉图政治合法性论证中的事实之维与价值之维

作为对政治生活进行哲学反思的政治哲学,它始终是一种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理论建构。这种统一性不仅体现在政治哲学体系的整体性上,还贯穿在每一个具体的论证过程之中。柏拉图对政治合法性论证过程,其事实性与价值性维度所具有的古典范式性意义在于,先贤们为人类确定了直到今天仍然影响整个西方的政治哲学思维范式。     

"古典自由主义"之"古"与"新古典自由主义"之"新"--"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研究

自由主义分为“积极自由”主义与“消极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以不可知论为其理论根据 ,坚持实现国家的最小值。这种国家观依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 ,尤其是政治理念的不同 ,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前者以感性直观所支撑的不可知论追究 :“建构什么样的国家个人是自由的” ;后者以理性直观所支撑的不可知论追究 :“自由的个人将形成怎样的国家”。然而 ,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维度来将其进行改造 ,“消极自由”主义国家观才可能是合理和彻底的。     

后现代合法性的确立

当代西方哲学就“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展开激烈争论,启蒙以来建立在主体性和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受到广泛指责,其合法性受到质疑。利奥塔、福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激烈批评、深刻反省,深化了对于现代合法性危机的认识,并试图确立“后现代合法性”,这种反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积极意义。     

"社会"与"文化"两种范式之争及其启示

笔者认为 ,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长期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理论取向或曰理论范式 ,这就是“社会范式”与“文化范式”。近年来理论界比较关注范式的转换或创新 ,但是对这两类范式的认识和反思却很不充分 ,对它们各自的特点、限度与相互关系不甚了了 ,这就不能不影响真正的理论创新的产生。这两种范式固然关联于科学的实证与人文的规范这两大类研究方法 ,但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这两类方法 ,因为它们指涉着人类存在的本体规定从而包含着比方法多得多的东西。社会范式与文化范式在我国学术界的形成及其变化 ,既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自我理解的…     

论佛教解释能力的合法性证明

作为对世界的解释范式,佛教的证明能力是否合法?作者分别从“解释范式”、“智证结构”、“形式系统”三个维度对佛教的证明能力及相关性问题进行了合法性审查。     

群像与融通--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重建

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的诠释,吉登斯归纳出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种典型范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以这些范式为基础,在参考晚期现代性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吉登斯建立起新的现代性理论范式: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范式既体现了对古典现代性理论的融通,也体现了对晚期现代性社会图景的重绘。     

论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及消解

传统公共行政受合法性问题困扰由来已久,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形成于对代议民主制权力结构之上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的持续改革中.传统公共行政以政治-行政二分作为其理论成立的根据,其官僚体制的特性使得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深层对立,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层面冲击着传统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表现为合法性危机.我们应该从深入理解合法性危机中学习如何巩固公共行政的合法权威.     

历史能是真实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和"隐喻转向"

以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述主义可以被有效地解读为两种类型的实证主义的倒置。首先 ,叙述主义认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验主义的一种倒置。其认为叙述起着不含有认知内容的隐喻作用的论点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图像观”知识上的。不仅如此 ,归因于此类叙述的所有非认知观点也依赖于这种知识的图像理论和再现的图像理论。因此被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归因于历史叙述的大部分认识论特征也关系到这种图像理论的问题。再者 ,叙述的解释理论也可以被有效地解读为实证主义覆盖律理论的倒置。在这方面 ,安克斯密特的叙述主义是最基本的 ,因为它在排除叙述主义历史理解中的因果性的同时 ,将叙述和理解的因果模式对立起来。就所涉及的解释理论来说 ,怀特的叙述主义比安克斯密特的更具有混和性 ;不过 ,它也可以被有效地解释为被大量的解释策略所代替的覆盖律理论的一种倒置。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这两种叙述主义中的大部分鲜明特征都是以这两种实证主义为前提的 ,尤其是他们断言历史叙述只具有隐喻的结构而没有真值。但这些主张很难同历史学家们讨论的事实特征相一致 ;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在“隐喻性”叙述主义的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间尚未出现概念性联系的时候。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