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城市化运动、形式主义与非理性--城市化战略实践界域之非理性批判

城市化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但现实进程中的城市化在西方形式主义经济理论和地方官员错误政绩观的误导下,部分地演变为非理性的泛城市化运动.只有坚持社会公平和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按照梯度发展规律构建多元化、层次性、立体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才能使中国城市化之路走上理性轨道.     

由"被动城市化"到"主动城市化"——兼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演进

城市化要经历"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市化"两个阶段.本文认为,随着工业化对城市化带动作用的弱化和城市自生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当前正处于由"被动城市化"阶段向"主动城市化"转变的阶段."主动城市化"是"后改革时代"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它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并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     

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走过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严格控制型城市化道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多元城市化道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许多问题;围绕中国城市化道路,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中国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模式、规律、特征,以及与城市化相关的问题.城市化趋势与城市化研究成果显示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规律、经济全球化趋势、知识经济时代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都要求中国选择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这条道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格局,必须进行深入研究.     

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民工城市化路径选择探究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社会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力量.不过,农民工群体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它至今仍然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长期以来都没有把农民工城市化置于社会发展的宏观构架中去考虑,而是视其进城经商务工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如此一来,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自然就没有一条清晰的路径可循.因此,要实现农民工由"半城市化"向"完全城市化"的转型,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就成了中国当务之急的问题.从目前情况来看,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这一目标,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是最为可行的路径选择.尽管这一路径选择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它都具有最优的可行性.     

东西部经济发展不能实现"收敛"的原因探析

当政府为了解决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时,首先选择了市场,当市场确实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之后,产生了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产生了社会公平问题;对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政府首先选择了政府权力干预.令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当选择政府权力的直接干预时,经济发展既未能实现效率目标,也未能实现公平的目标,反而导致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状态走上了自我实现的循环.为了实现差别发展时,政府选择了市场,为了实现公平发展时,政府又选择了政府干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教条,即市场是用来解决效率问题的,政府是用来解决公平问题的.     

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

经济现代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核心内容。以市场化为特征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是推动浙江经济近二十年来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这一资源配置优化动态过程的两个主要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是浙东北地区与浙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相互交融的结果；而“温州模式”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中国现阶段一个最富生命力和最有前途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是当前浙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理顺企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创新城市化 防止“拉美病”

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城市化中,国际上出现的"拉美陷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为了防止跌入"拉美陷阱",我们在城市化中必须实施创新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公平、公正、富裕的和谐社会.     

论西部开发中的政府力量

在当今西部开发中,政府力量的正确发挥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此次西部开发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意义入手,阐述了"强政府"职能选择的现实基础及其基本内容.我们认为,一种旨在突破常规发展模式,寄希望于"跳跃式提升"的地区经济发展之路只能由超越一般政府职能的"强政府"来引导和调控,只有依靠"强政府"与市场基础性作用的配合才能保证西部经济在较低的起点上早日实现起飞,从而最终实现平等与效率的"双赢".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镇域规划新探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乃举世瞩目，农村城市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认为：在编制镇域规划时，应树立农村城市化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三高”现代化农业，建设工业小区，选择成片开发、梯度推进的开发模式、借用城镇地域组织方法，才能达到镇域规划指导经济建设，加快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的。     

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与我国城市化的困境

本文结合我国城市化的实践 ,分析了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有关城市化的思想及其局限性。认为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极大地制约了市场容量的扩大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是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要求 ,也是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后几十年内 ,是中国城市化能否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实现城市化应当选择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现状、挑战和应对

本文总结了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的几个主要原因,并对"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均衡的现状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本文发现,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大大快于常住人口数量的增长,这在一些沿海省份尤为明显,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动机,以及为农民工提供福利和保障的巨大财政压力.本文提出了在"十二五"期间提升城市化水平的一些政策应对,包括加速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城镇新增就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主动改革土地制度、并创新行政区划管理体制等.     

科技园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发挥

文章从科技园区理论功能定位着手.客观分析了科技园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发挥,经分析后认为,科技园区已经成为袁国各城市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认为,科技园区不同于一般的开发区,它应带有成为自主创新核心载体的国家使命,科技园区只有把自主创新、产学研一体化及城市建设等各项内外部关系协调处理好,才能真正走出地理孤岛和信息孤岛.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私权自治

农民私权无保障的弱势地位导致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化.运用组织行为学的参与管理理论、当代行政法学"行政权--公民权"的平衡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扶持项目的过程中形成的村民参与管理理论并结合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实现农民私权自治,其核心是被征地农民的参与管理权,主要包括知情权、询问权、评议权、表决权、监督权、诉讼权等.     

责任政府的两难——以民工子弟学校取缔政策为例

民工子弟学校的出现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实现教育机会公平。文章从责任政府视角出发，考察政府在民工子弟学校取缔政策中的作为，政府在推行这一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困境：民工子弟学校是否应当存在，政府是该监管还是该取缔它们？基础教育这一公共物品该由谁来提供，政府还是市场？当“依法行政”与“为民服务”相冲突时，政府应当选择何种责任？归结为一点，即政府在建设责任政府的过程中，存在着“责任之惑”，这种困惑只能随着政府能力的提升，在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过程中得以解决。     

南京城市化现状分析及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新的世纪,南京如何发挥沿江、近海、沿线的区位优势,选择正确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南京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出发,指出了南京城市化发展的有利条件,重点对如何加快南京城市化发展的对策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科学的城市化发展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推动城市化的快速稳定发展、促进流入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优化、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非经济需求、降低相对剥夺感、提高公平感等积极效应。同时,也存在诸如实现难度大、不能实现将加重"半城市化"问题、加大城市承载力负担、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并影响农村发展等消极效应。农村与城市并重、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与改革权益分配制度等有利于发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积极效应并弱化其消极效应,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     

公平的历史尺度和人道尺度--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效率与公平

本文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公平观.每一个时代的公平观都是适应当时的生产方式形成的,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效率的要求相适应的.它形成了建立在历史尺度上的现实的、具体的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往往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是同公平的人道尺度相冲突的.这正是公平二重性的内在冲突.现实的公平与理想的公平、历史尺度和人道尺度的完满统一,只有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现阶段的公平观,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性质,体现公平的历史尺度,也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人道主义的尺度.在两种公平尺度的冲突中寻求最佳结合点.     

中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空间结构变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协调均衡发展,国民经济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中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实证分析发现,二者关系不尽协调.为此,我们必须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扎实推进工业化进程;着力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所谓"村改居",就是由农村村民委员会改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失业农民几乎整体性地沦为城市社会的贫困阶层,其生活景况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反思被动型城市化,可见农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剥夺和侵犯,其土地收益权也受到侵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权受到损害.由此,要确立真正让全体农民成为城市化受益者的指导思想,进而设计"村改居"的几项主要制度,包括(1)由农村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城市的管理模式.(2)完善处理"村改居"过程中有关土地问题的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3)原有集体经济的资产处置,要公平公正地量化到个人.此外,要加强"村改居"后社区配套建设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