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价值观现状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生活价值观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维度,但现有文献中从生活价值观视角出发的研究却较少。对青年农民工生活价值认知、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3个维度的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价值观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空间,总体上是健康向上、理性务实的。同时,城乡流动中形成的现代性元素还不足以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现代生活价值观,价值观的现代建构从根本上需要通过教育和再学习提升其自我意识和主体实践能力。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同一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和道德同一性在当下已引起各学科各专家的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认同和道德自我认同的问题也成为社会学、伦理学的热点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困境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推动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及道德同一性培育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仍需努力拓展各种途径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及价值观引导并促其向市民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其相关的研究也成为社会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却由于制度和非制度等综合因素的限制,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而研究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     

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影响的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目前我国农民工的主体,受到了来自不同层面的社会排斥,这些排斥直接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深度访谈和观察的研究方法,描述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受到的社会排斥现状,深入剖析了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影响。     

新时期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不容忽视的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是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本文从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出发,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及社会福利状况,最终提出了关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思想心理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是我国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由于现存的制度性排斥、自身素质低和特定年龄段思想心理不成熟,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滞后,产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思想和心理问题。要从整体上解决这些思想心理问题,需要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需求和发展权,探索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

问题范式是支撑既有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导范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常常被当作一个“问题群体”在研究。本文基于对一个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之历程的阅读、理解和阐释，从社会认同角度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方式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非一个问题群体所能简单概括．需要细致、冷静地观察与追踪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应摆脱结构化的问题范式，走向一种过程性的理解范式。本研究认为，群体资格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新的可能的研究路径。     

人生规划:新生代农民工精神资本的媒介重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青年一代,有着对理想的追求和渴望,而对于自我人生的清晰规划对其实现价值、改变命运有着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经历了真实的生活体验,其人生规划在媒介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价值基础开始向社会性价值转变,精神资本也通过媒介的积累重构逐渐完整成熟,为其城市融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观点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加剧新一轮“民工荒” 2月26日的（《光明日报》刊文说,新生代农民工新的生活价值观加剧了新一轮“民工荒”。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见识,他们会将务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农业收入的补充;他们不仅注重现实的待遇,更渴望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更加追求个性独立,找工作不仅看工资水平,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     

家庭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影响因素

农村劳动力供给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是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运用Probit和IV Probit模型考察家庭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存在负效应。从性别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参与受家庭结构影响的程度大于男性。因此,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特征差异,配套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市场劳动,是解决"民工荒"与"就业难"的着力点。     

新旧两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问题的对比调研

近几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成为社会热点。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年龄和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导致其教育认知度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行为。本文就此方面通过问卷调查、走访相关人士等途径,了解兰溪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对子女教育问题认知上的差异。     

试析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现象

随着择偶方式市场化,新生代农民工择偶的区域大大延伸,通婚圈突破了地缘和血缘的限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婚姻壁垒被打破。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融合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研究条件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培养事关未来城乡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已成为现代化战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的居住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状况的研究条件作了简单描述。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研究

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说法，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致可勾画出新生代农民工所谓“四高”、“一低”、“一薄弱”的社会印象和群体特征。相对其他群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相对减弱，城市社区认同较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研究应该区分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特征，并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对其定义和特征把握要注意从与周围群体和代际关系中共同考虑。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及其影响因素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多地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关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情感心理及主体意识、个人发展等层面社会心态状况的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总体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心态，也呈现出与传统农民工相异的特点．部分领域则存在消极、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如此新生代农民工心态问题的出现既与当前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社会支持不足、经济收入低等现实因素有关，同时也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需要进行综合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探析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教育是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转变的最主要途径。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需求强烈，偏好学历教育，学习内容上体现了明显的市场经济导向，在教育机构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技能与学历相结合的教育是最适合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可以通过深化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规范培训机构、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和强化企业责任等途径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需要。     

An Analysi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 Demand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教育是提高自身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转变的最主要途径。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需求强烈，偏好学历教育，学习内容上体现了明显的市场经济导向，在教育机构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技能与学历相结合的教育是最适合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可以通过深化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规范培训机构、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和强化企业责任等途径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需要。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与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我国未来30多年的时间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将成为城镇化实现的关键环节。从社会资本的视角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探索了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所形成的障碍。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构建新型次级社会资本、完善组织型社会资本的利益代表功能及强化制度型社会资本的保障功能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机制研究

引入家庭社会学视角,有利于分析家庭结构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城市化背景下,农村普遍形成以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新生代农民工是其有机构成部分。代际分工结构具有社会性的资源配置能力,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的市民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代际支持功能,表现在进城购房、隔代抚养和自主养老三个层面。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塑造了"接力式进城"城镇化模式,扭转了长期失衡的城乡关系,为"人的城镇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困境分析

在当前，要想使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真正实现市民化，扎根落户于城市社会中，除了改革现有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各种制度之外，还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教育，通过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多方力量合作，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健康地完成从“农”到“非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