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句体”溯源

“三句体”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特指这样一些诗歌 :以三句组成一首完整诗篇的 ,如相传为孔子所作的《获麟歌》和刘邦的《大风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章节的 ,如《诗经·王风·采葛》和《越谣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意义层次的 ,如曹丕的《燕歌行》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长期以来 ,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一诗歌体式。据笔者所知 ,最早提及这一现象的可能是宋朝的严羽和魏庆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指出 :“有三句之歌。”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二《诗体上》中说到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风歌》是也。古《…     

公孙龙正名实的“唯谓”逻辑思想

名实问题是先秦逻辑争辩中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公孙龙在《名实论》中集中阐发了他的“唯谓”逻辑思想,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就是说,“名”(概念)要做到正确使用,就得专一地称谓(“唯乎”“其谓”)彼“实”或此“实”,比如面对“白马”之实,只能用“白马”之名来称谓,不可用“马”之名来称谓.这种思想,一方面确实肯定了概念的确定性,避免相互混淆;另一方面却也否认了概念本身的辩证特点.下面对此作一些分析.     

骆宾王的七言歌行创作及其抒情艺术

初唐之际，骆宾王扩大歌行题材、完善歌体语言形式、创新歌行结构方式、引入个性化抒情模式，使歌行一体发生质的变化，对歌行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以骆宾王歌行的字法、句式技巧，章法结构安排，抒情个性三方面为切入点，着重解析其长篇代表作《帝京篇》和《畴昔篇》，通过将骆宾王的歌行与卢照邻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其七言歌行创作及其抒情艺术的特征。     

“歌”与“行”有别乎?无别乎?——从《长恨歌》与《琵琶行》谈起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两首著名的七言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诗尽管体裁相同,却一首叫“歌”,一首叫“行”。我们不禁要问,“歌”与“行”有别乎?无别乎?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头到尾把作为诗歌体裁的“歌”与“行”的本来含义及其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系列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歌”与“行”的含义的变化,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可分为汉武帝设立乐府之前、汉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     

班倢伃籍贯辨误

班倢伃,名不详,西汉时女作家,是著名史学家班固的祖姑。她少有才学,汉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倢伃(宫中女官名)。现在流传下来的作品有(《自悼赋》、《怨歌行》和《捣素赋》三篇。《怨歌行》亦称《团扇歌》,后人疑之伪托,但证据不足。《隋书·经籍志》记载说她本有文集一卷。文学史上都把她列为汉代知名女作家。     

《史记·世家》歧义辨析

《史记·世家》共三十篇，除最后一篇《三王世家》略有争议之外，均为司马迁手笔。由于古今词汇的演变，语言习惯的不同，加上在长期的传抄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因而仍有不少难句，引发诸多歧义。兹择其要者，辨析如下。《史记》的引文，均依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1）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这段记载，亦见《左传》襄公29年。几乎所有的《左传》注本都写为：为之歌《魏》，曰：“美哉，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铺此，则明主也”对照《史》《左》，“宽”…     

《周易》之天人哲学与传统艺术观

<正> 一《周易》的理论体系建立在其自然观的基础之上,“天地养万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观念充斥了这部经典的一切方面。在八卦系统中,以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为最重要,《系辞》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地乃是自然万物之最本原的存在。《系辞》曰:“生生之谓易”,又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晋韩康伯注:“天地者,易之门户;而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故曰行乎其中矣。”这种关于天地生成万物并支配一切的思想,构成了《周易》哲学的理论基础。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尽管也认为“唯天为大”,但似乎并没有象《周易》那样将天的原则与社会的伦理政治礼乐等等神秘地联系起来。是产生     

“一树梅花一放翁”——论陆游的梅花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陆游是一位创作力非常旺盛的作家。《剑南诗稿》(下称《诗稿》)中作者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诗稿》卷四十九《小饮梅花下作》),可见其创作之辛勤。明人毛晋在《剑南诗稿》的跋语中也这样叙述:“孝宗一日御华文阁,问周益公日:‘今代诗人,亦有如唐李太白乎? ’益公以放翁对,由是人竞呼小太白。篇什富以万计,今古无双”。在诗人这数以万计的诗篇之中,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歌咏梅花的作品。笔者曾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一部《剑南诗稿》中,直接有梅出现的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体特征教学探究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的一首歌行体诗.内容上讲求韵律,结构上以叙述为主,且整体呈现出叙事与抒情结合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关注诗歌的文体特征,并能与同类体裁的作品对比,发掘教学价值.     

汉乐府民歌的戏剧审美创造

汉乐府民歌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束奇葩,现存的不过40首左右。但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历来学者对汉乐府民歌的思想性、叙事性等多有阐述,但对其戏剧性特点却较少有人注意,只有闻一多先生曾指出:“乐府歌辞本多系歌舞剧。”(《乐府诗笺·陌上桑》注)闻先生所说极是。我们从现存的汉乐府民歌中可以看到,确有许多叙事作品,如《平陵东》、《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饮马长城窟行》、《有所思》、《白头吟》、《焦仲卿妻》等,都是具有这种歌舞剧性质的,有些或许当时就是伶人据以扮演的剧本,只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仅留下一些歌辞罢了。     

《庄子·人间世》校勘一则

《人间世》开头一个故事是“颜回见仲尼请行”,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历来都是以“则”字断。成玄英疏这样说:“颜生今将化卫,是以述昔所闻,思其禀受法言”,就是根据这样的断句为解的。照这样的解释,“思其”之“其”,所代表的应是颜生,而“述昔所闻”的当然也是颜生,只讲颜生——进言者的行为,显示不出他要进言的对象和进言的目的,至于述所闻,与思所禀受,乃是一个意思,为什么要变换一个形式来重说?这样,文便不足于义。陈碧虚《庄子阙误》纠正了这个缺点,他见江南李氏本在“思其”下多出“所行”二字,便用来把“思其则”改做“思其所行”,“则”     

中庸的涵义和在先秦哲学中的意义

中庸,最早是孔子根据古代“中”的观念而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夫,民鲜久也.”中庸首先是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而被提出来的,但孔子对其具体内容却没有加以阐述.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对中庸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也是一种进行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的原则和方法,称之为“道”即“中庸之道”.《中庸》提出“五达道”、“三达德”和“九经”是中庸的具体内容.“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也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以下未注出处者均引自《中庸》).“五达道”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人伦关系;“三达德”是智、仁、勇这三种品质.《中庸》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社会关系中.要使封建社会得以安定就必须处理好这些关系,即“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而这就要具备智慧、仁爱、勇敢这三种品质.《中庸》又提出了“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说涩体诗》作者　张福勋原载　《文典文学知识》2 0 0 2年第 2期涩体诗是以借代为诗。诗中本体虽不出现 ,但因本体与借体之间 ,有某种内在关联 ,读者可由借体想见本体 ,从而激发探索的兴味。依借体之具体情况 ,可分为五种类型 :1、以部分替代整体 ;2、以整体替代部分 ;3、以事物 (人物 )的某一性状代替事物 ;4、以故实替代事物 ;5、以其它密切关联的具体材料替代事物。与替代相关的还有两种情况 :一是言用以代体 (言用不言体 ) ,二是拟状以当名 (言用不言名 )。后者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举物之用 ,以名其物” ;二是“征引事物之故实…     

五岳寻仙不辞远 一生好入名山游——试论李白的山水诗

李白的诗歌论及者多如牛栋,前辈大方之家也是济济满堂,成绩之卓然,令后来者眩目,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也是我国山水诗成熟和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名家辈出,佳篇美什,灿若繁星”而李白以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庐山瀑布》、《峨眉山月歌》、《朝发白帝城》、《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清溪行》等诗篇为代表的山水诗,把山水诗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然而,对这位“天之谪仙”的山水诗论者似乎甚为寥寥,今试抛陋砖而引方家美玉,并略窥文化的续承与发展之微诣。 一、简说李白的山水诗     

《公莫巾舞歌行》新解

《公莫巾舞歌行》是自《宋书·乐志》载录以来长期没人能圆满解读的一篇奇文,几成“千古疑案”。从 新的角度考索发现,《公莫巾舞歌行》实际上是既跳《公莫舞》,又演唱乐府诗《公莫歌行》,同时还包括“歌行”原文的 演出流程记录。原诗确实是感情真挚、音韵和谐的“乐府”佳作。这篇“奇文”可称为“杂录体”。     

试论郭璞及其《游仙诗》

在“诗必柱下之旨意,赋乃漆园之义疏”的东晋文坛上,郭璞以“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写出了“挺拔而为俊”的十四首五言《游仙诗》,打破了当时“溺乎玄风”的颓局,发扬了中断了的“建安风骨”.郭璞的《游仙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到两晋时代,实是带有转变性质的.因此锺嵘《诗品》称郭璞为“中兴第一”.     

史前《弹歌》之我见

在古籍所载的少数史前歌谣中,《弹歌》是公认的“太古之作”。无论就其内容的古朴和形式的拙直,都比其他歌谣更为可信。不过,《弹歌》的录著入籍较晚,历史研究者对它的解释也不尽相同。以内容而论,或曰“最古的谜语”,或曰“古孝子之歌”,或曰“仪式歌”,“军葬战歌”,或曰“表现古代狩猎的过程的歌”。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左传》杨注商兑(三)

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僖15 P365）杨注：杜注“先君败德非筮数所生”，乃得其意。洪亮吉诂云“及可数乎，犹言数可及乎， 盖倒字法也”，乃得其解。顾炎武《补正》云“解以数为象数之数，恐非。言先君之败德 ， 及今言之，岂可悉数乎？”以“及今言之”解及，增字为训，既可商，而解数为计算，于文 义虽可通，但与上文物、象、滋、数之意毫无联系，断为两橛，恐非传旨，至《释文》以“ 先君之败德及”为句，俞 《平议》从而为之辞，谓“韩简之意，谓先君之败德 矣，不可 胜数也”云云，尤不近理。按：诸家解“及”，皆非。徐仁甫《广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