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河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的思考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是影响农业科技进步的关键。就河北省而言,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投入不足、机制不完善、方式方法有待创新等,是制约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的主要因素;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切实加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工作已是迫在眉睫;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丰富培训内容、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行业就业需求创新培训形式,是提高农民科技教育培训效果的主要途径。同时,改善和加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多措并举,逐步完善。     

发达地区农民职业教育路径建构——基于江苏省与日本的实证比照

日本农民职业教育的制度化、层次化、类型化以及多方社会力量的参与发展,是世界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模式之一。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农民收入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人力资本要素仍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存在制度化、组织化、持久性保障机制不完善以及由文化水平低、科技意识淡薄、情报信息闭塞带来的制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等问题。借鉴日本农民职业教育路径的建构模式,以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为比照范例,可以建议制定相关适切对策,为中国的农民职业教育注入新动力。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增收的机遇、条件和途径

"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收入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展经济是基础,而农民增收是关键。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考察,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从本质上看,主要是受资源、结构、市场和体制的制约;反映在制度层面上,则面临着一系列对政策、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当前,一定要按照"两个趋向"的判断,重新审视"三农"工作,跳出农业抓农业,城乡统筹抓农村,抢抓机遇促增收。要树立农村农民主体发展意识,整合利用政策资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区域资源等各类资源,奠定和壮大促进农民增收的社会物质技术基础。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带领农民闯市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广辟农民增收的多种途径。要转变思想观念,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科技支撑,推行民主管理,为农民增收创立可靠保证条件。     

构建科学有效的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机制

当前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存在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着公民文化与公民社会的建设,也制约着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必须构建科学有效的农民公民意识培育机制。构建该机制必须坚持长期性原则、教育性原则、合法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必须是融激励、教育、协作、保障机制为一体的动态机制。     

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实践者和推动者,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依托;当前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受自身主体意识的制约和生产生活环境的限制,必须在实践中加以保护和引导,促使其提高,培养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根本支撑。     

当前我国农民"轻讼"意识的成因探析

当前我国农民普遍存在着“轻讼”意识。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农民“轻讼”意识的文化渊源,农村“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是农民“轻讼”意识的社会基础,部分国家法在农村现实中的“水土不服”是农民“轻讼”意识的法律根源,农村经济滞后状况的制约是农民“轻讼”意识的经济基础,司法诉讼的内在弊端是农民“轻讼”意识的制度根源。     

论农民法治意识的培育

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增强农民的法治意识,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农民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有:维权意识不强;对法律的遥远感和不认同感;封建思想严重;违法犯罪相对突出以及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等方面。农民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是:使广大农民群众树立良法的统治观念;法律的最高权威观念;勇于维权的观念。法治意识的培育途径主要是法制宣传和教育,应从宣传和教育的对象、内容、方式等方面加以改进。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素质问题

党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决议体现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素质。从目前农村实际来看,农民自身的素质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农民的整体科技文化素质较低;二是理想信念淡化,价值观失衡;三是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四是封闭的小农文化意识浓厚。提高农民素质,要以加大教育投入为突破口,以荣辱观教育为契机,以加大物质投入为基础。     

山东省农民科技需求与应用状况调查分析

农民是农业科技的应用主体,农民的科技需求是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与应用的前提与依据。通过对山东省农民科技需求的调查发现,农民科技需求强烈,科技需求趋于多样化;受需求方和供给方双方面的影响,农民科技应用效率整体偏低,反映出农村科技供需不平衡。需要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技的有效需求;引入以农民需求为取向的农村科技供给决策机制,建立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供给体系,满足农民科技需求,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效率。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农民素质尤其是科技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偏低，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约因素。本文论述了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     

由农民认知现状调查看农民的“三重约束”——对来自十三个省市区农民认知现状调查问卷的分析

以农民认知现状为主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知识信息获得途径多元,但差异很大;农民接受培训时间短、参与比例低;农业科技和社会新闻是农民最大知识信息偏好。农民接受从业技能培训不足,形成农民的从业约束;农民自主创业经营时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等要素稀缺度最高,构成农民的创业约束;农民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意识淡漠、自主创业经营意愿不足、再学习和持续发展动机模糊、市场经济伦理要素认同等方面有待提高,又构成了农民的认知约束。“三重约束”下,农民难以成为新农村建设和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     

青岛市农民科技素质现状及提升对策

农民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青岛市农民的科技素质总体状况一般：大部分农民了解一定的科技知识但并不深入;虽能意识到科技的作用,却缺乏主动获取的精神;强烈的科技需求和狭窄的科技获取渠道矛盾突出;掌握和应用科技的能力不强等。传统的教育和思想理念、农村科技推广、收入等是影响农民科技素质的主要因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和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加大扶持力度是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必要措施。     

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的特征转变与问题应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出现了适应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演变的不同特征。然而,参与度偏低、合作意识缺乏及成果应用重心偏离等仍是制约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的主要问题。为提高农业科技成果应用成效,应调整教育重心,提升农民基本科技素养;大力发展农企,提升成果应用广度;规范发展农合社,促进成果应用组织化;加强推用对接,提高成果应用率。     

基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河南省农民科学素养实证研究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民作为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其科学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着中原经济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对1721位农民进行科学素养调查,得出河南省农民基本科学素养状况及其影响制约农民科学素养的因素,并试图通过理论分析,为建设中原经济区、促进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建言献策。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黑龙江省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现状及提高对策

目前,我国农业开始进入科技加速发展的新时期,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也进入了二次创业时期.但农民较低的科技文化素质必定严重制约对农村地区现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难以实现超越自然资源限制的发展,其结果是延缓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关键是形成一套完整的农业教育体系,在各不同层次上开展踏实而有成效的教育,并制订相关政策扩大和巩固教育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必须是新型农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必须是新型农民。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必须着力解决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必须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主体意识与农民发展权

农民主体意识是农民作为社会和历史主体所具有的对自身地位、价值和能力的自我认识。主体意识是农民自我发展的内驱力、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以及农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性因素。实践中,农民主体意识存在人格意识薄弱、民主法治意识欠缺、公共和发展意识缺失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体制、传统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培育农民主体意识促进农民发展,主要应从完善平等立法、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优化村民自治以及塑造农村公民文化等方面着手。     

论农民公民能力的提升:基于社会政策的视角

农民是农村社会管理和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而农民能否担当起管理农村社会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重任,关键在农民的素质.反映农民素质高低的基本因素是农民公民性的成熟程度,但公民性的成熟程度是由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所决定的,因此,要提高农民的公民性成熟程度,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提高农民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有诸多途径,其中,社会政策在提升农民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农民市民化: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 ,目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 ,要克服农民市民化中的种种制约 ,必须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城镇建设和发展、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层面、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建设及政府的管理和服务上求得全面突破 ,这样方能让更多的农民变为市民 ,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实践中农民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的构建——来自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农民对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在对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观体验上呈现出对制度认知的匮乏性、权利意识的淡薄性、冲突应对方式的趋消极性和暴力性、功能意识的工具性、社会参与意识的缺失性、社会公平感的低落性等特征。在这一新的制度实践中，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偏低，且受农民的主观体验的显著影响。在所考察的一系列主观体验因素中，对制度的认知、公平意识和对冲突应对方式的选择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正相关，权利意识则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