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和环境效率

人口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转型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超效率DEA方法测得环境效率,并基于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0 ～ 2013年间全国各省环境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较大.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现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大对环境效率有着负向影响,消费结构作为人口与环境作用过程中的关键中间变量,根据不同的类型与环境效率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具体来看,生存、享受型消费与环境效率呈现“U型”关系,拐点分别为60.18％与29.20％,发展型消费与环境效率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人口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明显的改善.     

社区发展对中国农村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检验了农村社区发展程度与家庭规模(或子女数)之间的关系.文章讨论了某些发展指标对家庭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发展水平影响个人对家庭规模的选择,其中一重要因素是对男性后代的偏好,表明了中国农村地区相当缺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人口特征、劳动关系对在职培训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浙江省6县市企业职工的调研数据,分析了人口特征和劳动关系特征对劳动者获得企业提供的培训机会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获得企业培训的概率比城市劳动者低5.8个百分点;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合同的签约率较低、从事的主要工作岗位是一般员工是造成城乡劳动者获得培训差异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在短期应通过劳动合同保证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在长期应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才能逐步消除城乡劳动者在获得职业培训机会方面的差异。     

贫困少数民族山区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笔者在贵州贫困少数民族山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贫困少数民族山区农村老年人社会运行综合网的人数规模及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初步探讨了不同社会角色提供的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面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稳就业和保就业成为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任务。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的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与就业规模呈倒U形关系,但对就业结构具有优化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开展混入式融合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变为U形,但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增加不仅会对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就业规模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还会对这类企业的就业结构产生更大的优化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更高的服务性业务收入占比会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提高市场份额对就业规模产生先增后减的非线性影响,还会通过增强数字技术应用和优化劳动力配置渠道优化就业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能够有效实现稳就业目标。文章结论揭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于拓展就业空间、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就业稳定的积极作用,对推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和实现稳就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创业期科技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境分析

创业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进入市场时间短,对如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缺乏研究和认识,造成人员大量、频繁地流动,使企业在管理、研发、创新等方面缺乏持续的人力资源来源。创业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对此提出转变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有意识地培养企业文化和团队精神;灵活运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措施;形成切实可行的培训体系等对策。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就业效应——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生产的局部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规模效应、替代效应和治污与减排效应,并利用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项影响途径,以分析在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总就业及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总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其对就业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而我国目前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依据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划分就业结构,发现行业的异质性导致U型曲线的形态及位置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分行业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并促进行业技术升级对于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进城务工青年可雇佣能力实证研究——以吉林省建筑行业为例

可雇佣能力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与培训机构在这一能力开发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以吉林省建筑行业为例进行问卷调查,构建进城务工青年可雇佣能力指标体系。研究表明,虽然这一群体可雇佣能力与其收入及所持有的培训证书显著相关,但却与教育、培训经历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应更多关注对这一群体的培训过程与培训后续服务的更好衔接,为学员终生可雇佣能力开发提供量身定做的培训方案,并缓解进城务工青年地域转换过程中的心理调适问题;还可通过证书获取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在教育形式和对象上应在细分受众基础上加强专业设置的前瞻性。教育与培训机构应更多实现资源共享。     

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1991-2020年省级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实际经济运行的条件下,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为负,且人口规模扩大或缩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强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为正;在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均呈“U”型的关系。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况下,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资本集聚、开放对外市场等途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人口规模有助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但规模扩张却不利于实现效率优先的发展目标,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人口规模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变量,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并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何利用仍然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之一。     

上海经济增长中的适度流动人口问题探讨

流动人口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大中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根据经济发展与流动人口的关系论述了现阶段在各大中城市对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进行适度控制的必要性 ,并以上海为例 ,借助于城市生产函数建立了一定时期内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模型 ,定量地分析、测算了与上海城市经济增长相适应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