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晚清西方传教士继承了明清之际传教士学者的传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面临的社会问题，更新了西方自马可波罗、利玛窦以来关于中国的知识，在正负两个方面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也为中国人认识自身社会提供了某种参照。一批对中国文化有较多了解的传教士，有些成为近代西方汉学的开创者，有些成为在华传教运动的头面人物，更多的成为教会教育事业的创始人。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

早期来华新教是指１８０７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首次来华到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在新教传教士中尤以马礼逊、郭实腊、裨治文为代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对以后的传教士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新教传教士们广办刊物，著书立说，开办学校，传播东西方文明，他们所宣扬的有关西方文明的知识，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基础带来了冲击和威胁，促使中国士人以更现实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特别是使一部分睿智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不再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里，而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程     

明清西方传教士来华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最盛行的时期,特别是晚清.他们在医学、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给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从另一方面讲,传教士来华,给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试图从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程出发,略论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西方人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文化观念

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及其意识系统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从早期的传教士到现代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法律及其文化传统的解析，构成了一个西方世界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然而，西方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基本上是对异域法律文化的贬诘和否定，西方人从自己的学人那里得到的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认识多半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圣址的兴造

本文论述1900年北京使馆解围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农村活动的情况。依靠西方外交和军事当局的帮助以及中国官方的被迫合作,传教士们力图以这样的方式——使中国民众对再度攻击传教士和教徒要三思而行——重新挤入中国乡村。我主要利用义和团起义后三、四年间出版的传教士文献中有关这些活动的记载。我的资料和观点并不意味着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而是对那些自称为这种文明代表的人们的奇特行为进行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究传教士们用以影响本国舆论的观点同样也是离题的。我也将探讨传教士们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作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概念,象征主义通常被归于艺术领域或“未开化的”非西方人的     

论晚清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传播——以《万国公报》为例

近代以来,有感于中国人因极度缺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而拒绝基督教,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传教士报刊开始致力于传播西方文化,首重西学。他们希望通过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科技和宗教方面的知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轻视态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建立起西方民主、富强、文明的正面形象。传教士报刊的努力使得西方文化渐渐为国人所了解,直接影响了上层社会中的开明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其后发生的变革。     

五四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现代演进

五四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现代演进周海波不管文学史家们如何评价五四时期的中国历史文化，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现代中国的整个话语系统就是在这个时代逐渐形成的。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对批评的自我确认和对西方文学思潮、批评观念的引进，现代批评试图重建一套崭新的...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区域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在若干年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当时把西方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侵略” ,也就不可能肯定传教士推动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作用。近年来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仍然很少有人研究 ,其原因在于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 ,他们的活动不属于中国文学范围。其实历史的目标在于展现过去 ,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用汉语所写的作品 ,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当你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时 ,离开了传教士的活动 ,就显得很不全面。当今西方如英国文学 ,…     

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明代末年,中国文化经传教士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它推动着僵化保守的欧洲封建神学自我革新,刺激着西方思想界的启蒙运动,加速了西方文明的演化进程,西方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享有而自强。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中,并没有引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充分享有。中华文化反而在基督教"中华归主"的共同理想下,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征服者一以贯之的"纳中入西"策略实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深重的历史危机。这一切与中、西社会在彼此文化的交流竞争中,对主动与被动交往方式的不同抉择是密切相关的。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观

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有关中国的著作在近代西方影响很大，其中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格的介绍分析尤为重要。他的中国观以对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和中国人性格细致的描写和尖锐的批判为主要特色，表达了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看法的普遍观点。明恩溥对近代中国社会黑暗面和中国人性格中弱点的特别强调，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改造的态度，都反映出传教士在中国问题上的宗教文化偏见。这种态度一方面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的愤慨，同时也受到鲁迅等关注近代中国民族反省的中国人的理性对待。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近代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

自19世纪末开始,进入西南山区的西方传教士将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撰写并留存了大量记述当时西南山区少数民族部落社会生活的论著和相关文献。本文集中对西方传教士关于西南山区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的文本叙述进行了分析,再现彼时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风貌,并对其中反映出的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观照与思想心态进行了考察与审视,以期对今天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及其对外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明代中后期至清中叶中西数学文化会通思想初探

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数学知识,这对我国传统的数学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方数学在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推进对近代数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不仅如此,通过回顾历史,可以超越"夷夏之防"的狭隘思维模式,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数学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超越形式分析——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叙事批评特色探析

不同于西方叙事批评的纯形式分析的新时期我国的小说叙事批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稳定期的小说叙事批评，表现出超越形式分析的自身特色。而这种特色的形成，又是与中国学术理论界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反思性接受、中国自身重意义阐释和盛行外部研究的文学批评传统以及多元化的西方理论话语与文化研究潮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化进程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体现出纯译介性研究、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建设、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研究中国女性文学作品等阶段性特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突出了女性文学的新视阈与新风貌,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文本的独特关注也促进了中国女性写作的繁荣和发展。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化结束了中国父权制美学关于审美价值的专制独白,对既存的审美批评标准进行了富有深度的女性主义反思。虽然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还存在历史观照和文化剖析等方面的某些片面和缺失,但毋庸置疑,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国化已经对中国的女性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传教士在华的文化活动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英、美等西方传教士涉足香港和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东南沿海城镇,传播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他们从传教的目的出发,出版介绍西方文化的图书,创办新式杂志,同时建立了一些近代新型学堂,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展示了一种崭新的西方文化,使一批有识之士眼界大开,并产生了新的思想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主观意图是向中国人嫁接他们的宗教文化,而客观效果则与之相反,接受基督教者寥寥无几,倒是那些非常有限的西方科技、教育文化成了先进中国人求之不得的睁眼看世界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