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中国验证——基于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引入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变量,运用有序概率估计法,实证地研究了收入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不管是否考虑相对收入,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都很大,考虑相对收入后,绝对收入的这种影响作用有所减弱。相比较而言,以平均收入衡量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要强于绝对收入。收入的相对变化情况以及对未来收入情况的预期会显著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水平。     

弥合数字鸿沟：老年群体数字化生存的困境与突围

保障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合法权益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在惠享数字化成果之前,老年群体需要跨越代际数字鸿沟、边际数字鸿沟和交际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使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面临着适应智能空间、熟悉技能使用、警惕本能意志自律衰退和防范身体机能弱化的四重考验。弥合数字鸿沟需凝聚多方力量,以提升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为出发点,帮助老年群体从认同数字居民身份、增强数字生活体验、树立数字融入信心和培养数字思维意识四个方面进行转变。     

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新冠疫情下社区老年心理服务的挑战与应对

老年人作为新冠肺炎的易感高危人群,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会出现一些急性应激反应.此时,全社会应重点关注其身心健康.在社区养老过程中全面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培养老年心理服务的专业人才,动用政府体制、社区资源、专业人才来搭建社区心理服务平台.此外,通过积极心理视角和社会支持系统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心理支持,从而降低其焦虑、抑郁和孤独感,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生活品质.     

共同富裕背景下民生财政与主观幸福感

再分配制度是国家发挥最直接和主导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集中体现在财政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21世纪以来,民生财政支出水平大幅提升,被称为中国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的“黄金时代”,这是否带来了民众幸福感的提升呢？基于2005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发现,随着支出规模的迅速扩大,民生财政对各收入阶层群体幸福感都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从2005年的负效应或无效应转变为2015年的正效应,有力地解释了幸福感的变迁趋势。其中,教育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对提升基层民众的幸福感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文体传媒支出则主要提升了中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这些结果不仅拓展了幸福感的理论解释,也为政府制定民生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提供了经验依据。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幸福经济学研究的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呈现的两个典型特征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在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过程有失公正的背景下,需要并行不悖地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不可顾此失彼。从实现国民幸福的终极目标出发,结合行为经济学对人内在公平偏好的揭示以及幸福经济学关于幸福与绝对收入、参照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的新进展,弱化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负向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强制度建设,促进机会均等,提高社会和收入的流动性。     

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如何使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老年人媒介使用的角度出发,选用CGSS2015问卷结果,建立有序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媒介指标。分析结果显示:电视和广播的使用强度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介的优势,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初探

鉴于以往对个体幸福感的微观研究大多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变量,甚至只是以双变量分析得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依据多元理论视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积极乐观的心态、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相处和人际协调对提升幸福感更具积极意义.从经济因素制约机制看,绝对收入决定论、相对经济地位认同的作用不大,而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却更大些.     

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探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年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数量在不断上升,老年人的幸福感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老年人群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配偶健在、受教育程度高、身体健康、日常生活功能好、家庭关系好、人际关系好、有多个亲密朋友、对养老环境满意、兴趣爱好广泛等.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关系等五个主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而且还以幸福感各个维度为中介间接影响总体幸福感.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近10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关于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探讨

老年阶段不仅仅是一个生命趋于衰老的过程,还是一个拥有生命宝贵经验、利用生命宝贵经验的过程。把握金色时光,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是值得探讨的课题。要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摈弃不良心态的影响;老年人心理脆弱,经受不起任何挫折和打击,意外情况的发生导致心理失常影响生活质量提高;全社会都要尽最大能力关注老年群体,完善家庭医疗保健、日间照料、老年福利设施的建设,为老年人养老提供多层次的选择;老年人要学会善待自己;培养多种爱好兴趣,保持良好心理素质;继续发挥"余热",为社会贡献才能。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与群体差异——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1990-2007)

中国居民幸福感不足现象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的施政导向和发展理念也随之转变.利用世界价值观念调查(1990,1995,2001,2007)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05,2006)的数据,对居民幸福感的总体趋势和群体差异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从总体趋势上看,中国居民幸福感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在波动中演进.第二,女性、已婚、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在政府机关工作和具有党员身份都是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年龄和幸福感则呈现U型关系;同时,下岗失业和离退休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因素.为提升中国居民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应在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等方面下功夫.     

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

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口的福利和贫困问题:第一,主观福利问题;第二,从主观福利的角度,观察老年贫困问题。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笔者认为贫困的概念不仅仅指收入或消费的客观福利指标方面,而且表现在个人感受的主观福利指标方面。本文测算表明,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16.2%的农村老年人,11.5%的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按照本文的定义,这属于主观福利贫困。其中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群中,贫困发生率最高。本文建议,中国新阶段减贫战略既要关注绝对贫困,也要关注相对贫困,还要关注多维度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了在2020年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战略目标,需要建立多维度瞄准贫困、统筹减贫的战略体系,完善减贫、养老保障、老年照料政策体系。     

老年精神生活：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群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以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为主题的健康老龄化是现代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其中表现为精神状态积极向上的心理健康又是生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关键。本报告运用社会调查法就当前老年人群的精神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 ,发现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看电视、阅览报纸、文体健身活动和知识学习四方面。老年群体对自身精神生活质量的评价为基本满意 ,经济、家庭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牵制了满意度。调查发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如老年群体信息传递的特殊样式、当前文化生活内容与老年兴趣之间的差距、子女失业对老年精神心理的影响以及老年个体心理的失衡特点等 ,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升老年群体精神生活质量 ,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为此 ,本文提出了几点对策     

垄断对行业间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采用极值比、极值差、泰尔指数三个指标测度2003-2012年选取的典型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收入差距,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因素,并采用费景汉-拉尼斯分解方法测度各影响因素对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结果显示:从泰尔指数的角度分析,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的相对收入差距从2003-2010年是逐渐变大的,之后呈现出变小的趋势,但从极值差的角度分析,行业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在2010-2012年仍处于较高的差距水平上;垄断、受教育程度、人均资本是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外资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政府权力与群体间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确立,劳动、资本、知识和管理四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并未随经济的增长而缩小,反而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基于群体间收入分配现状,本文论述了政府权力的不同运行模式对群体间收入差距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即规范的政府权力干预有助于缩小市场因素造成的群体间收入差距,而不规范的权力干预将破坏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与机会平等的原则,最终导致群体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本文发现不规范的权力干预导致劳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不断提高,从而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调节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关键在于对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规范,建立有效政府,抑制垄断并统一要素市场。     

国外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综述

国外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涉及老年教徒的现状与特征，涵盖老年人宗教参与和宗教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国外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信仰、宗教性、宗教参与对老年人健康、死亡率、抑郁、沮丧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国外老年人宗教问题研究的回顾与介绍，旨在为我国开展老年宗教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和2006年的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收入分配以及生活幸福感等方面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均没有显著影响,但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程度要低;另外,在知青群体内部,返城时间是他们的阶层分化和生活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知青和非知青生活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     

他知与自知:多元无知理论视角下的老年人媒介形象

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将老年群体置于国家、社会和媒体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媒介形象影响着社会公众对老年人的态度和行为。本研究基于多元无知理论视角探讨老年群体的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都对老年人形象呈积极正面的认知;但老年人高估了中青年人对老年人的负面态度,低估了中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正面态度,老年人感知的态度与中青年人的实际态度存在程度上的认知差异;媒介说服推论和敌意媒介效果解释了这种认知偏差。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对他人认知的准确判断,更好地认识自我,通过自知建立自信与自尊。     

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养老机构调查实例的分析

基于陕西省西安、榆林、汉中三市养老机构老年人问卷调查,探索人际关系、活动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能够满足居家社区难以实现的养老需求,人际关系质量良好,拥有较强的亲缘关系;但受到生活区域范围的约束,交往对象数量有限,活动参与意愿不足、参与行为欠缺。人际关系、活动参与显著影响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且活动参与是人际关系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从家庭、机构、政府、社会等多主体出发,通过发挥家庭基础支持作用、丰富养老机构适老活动、加大政府多渠道扶持力度、弘扬中华慈孝文化等多措并举,有助于促进养老机构老年人幸福感的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