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书写的创变走向与图景

笔者以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为视点，在业余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后现代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考察民族志书写的转向，体认民族志文本从“整体描写”到“深描”乃至“对话”与“多声道”修辞的追求和实践，以此透射人类学文化书写追求多元、双向、互动、开放的撰写取向，呈现民族志书写的实质性的和自觉的多元视角的实践图景。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论民族法学之“个案研究方法”

民族法学是以民族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民族法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属性,因而民族法学具有民族学和法学的复合性。民族学主要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的研究方法发现典型的民族生活素材(真相);法学则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寻求社会存在的运行规律(真理);二者结合即为民族法学的"个案研究方法"。采用这一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提升民族法学的实用效果和学术品质。     

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神巫的祝咒》述论

在对阿库乌雾具有民族志意义的人类学散文文本的诗学、民族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特性、风格、技巧和文化艺术价值进行述评和理论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文学人类学写作的性质与作为.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文学人类学写作可以视为当代民族志,同时是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变异的活态文本,是认识该民族文化的价值,发现该民族当代审美追求变化轨迹的珍贵资料.     

遗事物语: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

人类学历来把对物的研究视为最重要的领域,并形成了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无论民族志对物的叙事是文字的,还是展示在博物馆里的,实际上都是经由民族志撰写者的限定、分解、提炼甚至虏取而成的.所以,物的民族志不独是物的一种客观性呈现,也是人类学知识谱系的历史性陈诉.     

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几点思考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区别的标志。本文从田野研究的意义、田野研究的局限、本土研究的定位三方面对这一基础性工作进行了思考,内容涉及异文化民族志研究、主客位观察、民族志撰写与传统文化真相以及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等当前人类学界争议颇多的议题     

人类学者于田野中的行动尺度——评徐杰舜《福村迟来的转身:一个山村在景区开发中现代转型记实之一》

《福村迟来的转身：一个山村在景区开发中现代转型记实之一》（以下简称《福村》）是徐教授带领自己的弟子来到桂林市永福县罗锦镇福村进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民族志。起初,捧起徐教授的《福村》一书,单从题目的字面意思来理解,本以为是一本记述村庄在现代性背景下文化变迁的民族志,且还是一本以福村当地居民思想与行为为视角的＂规规矩矩＂的民族志,然而,伴随着阅读的深入,笔者的关注点却禁不住要从福村里的生活转移到撰写该     

另类小说遭遇尴尬——重读《金翼》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展示其学术成果的主要形式。如何撰写民族志引发了当今人类学界的热烈讨论，但无论如何撰写，都应该以不损害民族志的真实性为前提。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在民族志文本撰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林先生在追求内容真实性与小说化的叙事过程中，已经使该著作游离于小说与民族志之外，成为一种处于文学创作与人类学研究之外的第三种存在。     

编者的话

从本期起，本刊开辟了一个新栏目──中国民族志。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改进民族志的撰写方法，发生了一场理论革命。学者们使用的资料，包括口头文艺和民间风俗的调查记录等，开始被从不同分支学科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考察，特别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重新解...     

正确认识和处理土家族文学史与民族发展史的关系

<正> 文学是一定社会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从一个民族的文学来说,它必然要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现实生活,民族发展历史有所反映.因此,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学史与民族史的关系.土家族文学史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考查的结果证明,土家族文学是随着土家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随着土家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土家族神话产生在远古时代,有开天辟地神话,兄妹成亲神话,卵玉射日神话,太阳和月亮是兄妹神话等.     

建筑史中的空间概念史

建筑史中空间概念的历史就是对空间知识的认识活动以及空间知识自身认识活动的历史。文章以谱系分析的方法,通过追索建筑史中典型的空间概念,论述了空间概念的形成、发展和衍变,并明确了认知空间概念的哲学方法。     

全球史观和世界史分期问题

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如今被全球史观全新的史学思维范式完全否定了.传统的历史主义史学流派代表了一种以时间先后为序的纵向思考为基础的史学思维范式,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历史分期这一史学研究方法就是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合理性.全球史观主张把一切发展、变化或历史现象都纳入共时性研究,强调非连续的变化过程,历史分期的合理依据在全球史观的横向思维范式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新史观的史学家们纷纷宣告自己摈弃历史分期法的姿态在不同程度上同分期法划清了界限.     

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

人性的本质,是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两者既相互对立制约,又相互交融。自古至今,人性的表现虽有差异,人性的本质实无不同。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按照"应该怎样"去发展,而是按照"可能怎样"去发展的。这种"可能怎样"的真谛,就是人性所制约和主导的、不同个人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与协调。人类历史所展现的,始终是这种人性制约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的过程和结果。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出路,在于因经济、文化和人的素质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以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而导致人类的"共同利益圈视角"逐渐扩大和社会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试论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也可称之为是宫廷政治史研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宫廷史,这一带有侧重点的研究,是对宫廷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政治史研究的补充.以往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很有必要加强.宫廷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古代王朝国家的皇家私属性,决定了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宫廷;2.宫廷事关国家大政,但又具有一定封闭性、私密性、独立性,外朝难于介入,因而国政的研究必须深入宫廷之中;3.宫廷事件、政治斗争引起政局变动,乃至影响王朝的更替,对历史的影响重大,有必要作系统研究.总之,中国古代史欲做全面、深入理解,需要宫廷政治史专门系统的研究.文中着重对宫廷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诸如：与国政相关的宫廷人物及其活动、事件,与国政相关的宫廷制度,与国政相关的皇室家法,以及每一方面对政治的影响作了分析.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世界历史理论

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形成、基础和内容的研究,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仅仅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一个部分,不能将其理解为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等理论,因而,在对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孤立地使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一味地赞美"全球化",而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指导着力研究其世界历史意义。这样,我们就会更加关注对于现存社会基础的批判,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会的表象上对于"全球化"进行描述性和概括性研究。     

中国革命史是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大学教科书中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

目前，在《中国革命史》教学中存在着一种偏向，就是忽视少数民族革命史的教学。无庸置疑，中国革命史是由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忽视了少数民族革命史的教育，中国革命史的教学是不完整的。因此会严重影响到这门政治理论教育功能的发挥。《中国革命史》教学中的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以文学观念为逻辑前提,编写者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此外,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存在认识的局限,编写者应尽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和文学史自身的逻辑。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应注意做到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结合。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

<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该书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内涵的基本定位,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之外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的内容,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从哲学与文化的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继承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术史研究视野,提出文化史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