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襟：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

胸襟，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范畴。目前，这个诗学范畴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事实上，从明代格调说产生以后，胸襟的理论就开始成型，到了清代，胸襟之说自然瓜熟蒂落。格调派非常看重雍容大气的作品，并依胸襟来衡量诗人。可以说，胸襟是格调说的一个核心范畴。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胸襟: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

胸襟,是中国古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范畴.目前,这个诗学范畴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事实上,从明代格调说产生以后,胸襟的理论就开始成型,到了清代.胸襟之说自然瓜熟蒂落.格调派非常看重雍容大气的作品,并依胸襟来衡量诗人.可以说,胸襟是格调说的一个核心范畴.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性灵与格调对抗视阈下的明代诗选——以《古今诗删》、《诗归》为中心

从格调派独尊盛唐、推崇格调到性灵派倡导性灵、打破格套,在性灵与格调对抗的诗学语境下,明代诗选作为重要的批评方式和传播媒介,也参与不同流派与观念间的诗学论争,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古今诗删》、《诗归》等具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对抗性,在才情与气格、大家正宗与无名之家等方面的评选差异,同时又存在共通之处。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融通意识

作为明代中叶一部较为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怀麓堂诗话》继诗风雍容典雅、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三杨台阁体之后,上承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宗盛唐的格调论,下启前、后七子复古的诗学崇尚,企图在雅、俗两种文化品格的交会中找到平衡点,调和山林与台阁两种不同取向的诗文格调,明显带有某种融通意识,而非其前后出现的、有意识结社的诗人呼吸相应以求改变一代诗歌风习者可比。所谓茶陵派,在明代当属于不自觉的文学流派,惟其如此,在今天就更有进一步认识其价值的必要。     

当代学术史视域中的严羽研究——以郭绍虞为中心

在我国当代严羽研究史上,郭绍虞有"当代国内严羽研究第一人"之誉。其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对严羽诗论所受前代文论的影响及其对明清诗论的影响作了全面深入的清理,揭示了严羽诗论的渊源所自及明代前后七子之格调说、清代王渔洋之神韵说与严羽诗论的内在联系;二是校释《沧浪诗话》,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最好的版本";三是对构建严羽诗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现代阐释,自成一家之言。     

王世懋不属复古格调派--《艺圃撷余》论析

王世懋名列明代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因此一直被视为"宗格调"或曰"格调派的转变者".但细究其<艺圃撷余>所反映的主性情、求发展变化、倡独创、重神韵等诗学主旨,表明他是格调派的蜕变者,其诗学观不属于复古格调派观点,而是与其后的明代公安派及清代性灵派的性灵说思想相通,亦是明代神韵思想向清代王士禛神韵说过渡的一个环节.     

论“末五子”对“前后七子”格调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诗学意义上的“格调”，是指诗歌的体格和声调。首开以“格调”论诗风气的是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前后七子”及其羽翼人物（以下简称“七子派”①）对此加以承袭并发扬光大，他们遂被称为“格调派”。七子派对格调理论的热衷，一方面是由于受其师李东阳的影响，另...     

《何氏语林》是否有套版本？

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是一部著名的“世说体”著作。后世对其版本认识存在不少误解，所谓的“套版本”说即是其中之一。“套版本”误说实际上是因混淆《何氏语林》与《世说新语》二书的明代版本所致，据现存文献，此误会自清代以来即已存在。     

关于明初闽中诗派的几个问题

闽中诗派是明代诗坛上一个重要的诗派,它成立于洪武二年,活动在洪武初到永乐末年。它的尊唐主张对有明一代诗歌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郡县制自秦代实行以来在名称上有诸多变化 ,两汉至隋代地方行政上曾实行州县制 ,唐代实行道县制 ,宋代实行路县制 ,元代以来实行行省制 ,但是 ,该制度的主旨未有变化。它一直体现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及专制君主对地方的完全控制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论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的声韵特征

检索和考察唐代七言古体边塞诗 ,发现在各种诗体并存、各擅胜场的唐代诗坛中 ,七言古体边塞诗独树一帜 ,既深受古诗泽被 ,体式自由不羁 ,又浸润于格律诗潮 ,具有律化趋势 ,呈现出独有的艺术特质 ,最适宜表现边塞题材 ,因此成为唐代边塞诗成就的主要代表。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南唐二主诗词文用韵及金陵方音演进

南唐二主久居金陵,他们的诗、词、文用韵可以反映唐五代金陵语音的实际面貌。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唐五代的金陵语音中支脂相混、鱼虞无别,已经很难见到南北朝金陵雅音的孑遗。另外,唐五代的金陵语音中寒山与仙先不混,这与宋代的通语韵系有别,与金元词韵及《中原音韵》所载相似。     

试析杜甫《盐井》诗中的井盐价格

杜甫《盐井》诗中所提到的两个唐代井盐价格从盐生产难度大、肃宗至德年间物价腾涨等方面考虑,是可信的。杜甫一些关乎时政时事的诗作中所用数字多与史实相符的现象也可视为旁证。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