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创世神话的佛教神话文化影响

在蒙古文献记载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创世神话的诸类型,颇受佛教神话或信仰佛教的印度等跨国民族和藏族等国内兄弟民族神话影响。这是因为蒙古族在皈依藏传佛教过程中,佛教或上述信仰佛教民族神话影响了蒙古神话,从而蒙古族创世神话蒙上佛教或信仰佛教诸民族神话文化色彩。     

藏文化中莲花生信仰的表象

藏传佛教文化中的莲花生信仰模式,体现在"让朵花日"、上师瑜伽、"都钦法会"等具体表象中.莲花生所居住的刹土被称为"让朵华日".有人将它翻译为"铜色吉祥山"或"铜色山",在藏传佛教中它作为"刹土"和"坛城"被形象地展现,成为藏族老百姓对莲花生信仰的凝聚点之一.上师瑜伽是修习密法的方便和殊胜法门.莲花生大师作为藏传佛教上师瑜伽的教授和传播者,使其在藏地传承至今."古鲁仁波切都钦法会"又称为"侧吉都庆",有两种类型,即初十会供诵经和"古鲁羌姆"法会,即:会供颂经之吉日,"羌姆"法会之吉日.     

藏传佛教对西藏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初探

西藏政治文明建设是西藏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这一建设进程必然会受到作为西藏社会主要宗教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影响.从正向作用来看,藏传佛教上层人士是西藏社会政治领导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藏传佛教的教化思想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藏传佛教组织对社会秩序有稳定作用;藏传佛教的信仰活动对社会情绪有宣泄与抚慰作用;藏传佛教的信众更乐于社会安定;活佛转世制度有利于建构国家认同.但是,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历史影响、部分信众与国外达赖集团的联系以及佛教出世思想对现实世界的疏离等,也会导致它与西藏当代政治文明建设存在一定的反向作用.藏传佛教的世俗化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作用.     

元、明、清时期河西走廊汉传佛教"藏化"现象浅析

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我国西北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河西走廊虽然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但是,由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也就自然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从而出现了部分汉传佛教寺院改宗为藏传佛教寺院的“藏化”现象,这种汉藏文化的合流现象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不断地促进着民族间的融合、壮大与和谐发展。     

简论出土文献折射的中古情感世界

唐代信教群体的善男信女叠叠大渐于佛寺的事例,从教外视阈反映了当时信教阶层对佛教寺院抱有人生归宿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民众晚年大限弥留之际对寺院的依寄,从生存资源分配律领域内意味着寺院对信徒赋有药物施舍和心理医疗的职能——医疗条件极其匮乏的封建时代,寺院之以慈悲情怀延揽病患信众的皈依,突显了佛教对社会关爱责任缺失及时修复、适当补偿的功能价值——中古佛教潜入中国世俗社会之腠理。而中国石窟寺以往出土的教门群体的带有法脉意味的写本文书,则折射出教内人际互动的思想信仰基础。     

谈蒙古族佛教绘画及法舞、法乐艺术的审美

佛教绘画及法舞、法乐是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其信仰服务的宗教艺术。它起源于印度和西藏,伴随着藏传佛教及其寺院的建立,而传入蒙古地区的。由于受到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受到蒙古族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在蒙古族艺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作为资源、职业和信仰的佛经抄写——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汉文写经的模式与社会文化动因

吐蕃统治时期的汉文写经,由吐蕃皇室、寺院经坊、职业经生、僧尼和信众几大主体组成。借助佛经抄写,吐蕃政权得以推广佛教、管辖敦煌、保障自身的政教权力;各寺院通过佛经的藏写转请,体现其宗教资源和社会地位;职业经生依靠写经得以谋生;僧尼和信众由此获得精神信仰的满足。因此,佛经抄写是承载宗教功德与各主体社会文化动因的综合行为。     

隋朝民众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以造像题记梳理为中心

隋朝佛教造像题记是民众群体意识与信仰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目前收集整理的203则造像题记的分析,总结出隋朝民众的佛教信仰具有五个突出特点:其一,地域性.民众信仰的空间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尤其是山西和河北,且不同地区的造像形式与信仰内容各有特色.其二,多样性.信众阶层较广,以平民为主.造像组织形式多样,家庭合作和"拟血缘群体"的邑义合作相当普遍.其三,集中性.民众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观音、释迦佛、阿弥陀佛、思惟菩萨和弥勒佛等.其四,家庭性.民众祈愿的核心对象是其家庭成员.其五,功利性.祈愿是民众信仰功利性的行为折射.     

明代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考补

明代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甚多.蒲文成先生主编的《甘青藏传佛教寺院》一书对此已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尤以对清代创建寺院的记载最多,也有相当数量的明代或明代以前创建寺院的记载.但是,该书主要依据的是清代以来的《安多政教史》、《西宁卫新志》、《青海记》以及寺院保存的部分寺志和当地的口述历史,而不是明代史籍,这对于确定上述寺院是否为明代所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本文主要依据《明实录》等史籍中有关西宁卫所属藏传佛教寺院的记载,对明代西宁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略加考补.     

藏族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与藏区社会进步

藏族的信仰文化随着藏区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近几十年来，藏传佛教的政治作用，寺院经济结构以及群众的信仰观念、程度和信仰方式等均发生明显变化，而这种信仰文化的历史变迁充分反映出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     

论西方净土信仰氛围中的唐人游寺诗

唐代弥陀净土信仰兴盛,净土寺院较多。唐人多崇尚游宿寺院,寺院中由壁画、石像、净土师、净土院等共同构成的净土环境往往会影响其创作。在弥陀净土信仰的氛围下,唐人游寺诗创作显示出比较独特的净土审美。     

藏传佛教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

藏传佛教的神圣性是由佛经文本和神圣物象、仪轨体系、僧侣组织等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所支撑的。佛经中的智慧广博,且很多经书由高僧大德用贵重材料抄写,彰显出其神圣性地位;神圣物象无所不在,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氛围,强化民众信仰。常规仪式形式简单,便于反复践行,宗教禁忌更是时刻规范着信众的意识行为;巫术为信众提供了宗教服务,宗教节日则是群体宗教情感和集体意识和谐释放的渠道,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神圣性的有力保证。僧侣是藏区社会的文化精英,学经的艰苦性和终身性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为僧侣身份贴上了神圣性的标签。     

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

蒙元王室选择藏传佛教信仰与藏传佛教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广泛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同时也是蒙、藏民族双方关系互动以及藏传佛教密法与其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结果。蒙元统治者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着多层面关系 ,西夏境内藏传佛教的兴盛、藏传佛教界对蒙古王室的积极传教及藏传佛教密法的特色等对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探析——兼谈寺院的出版文化功能

藏传佛教寺院大多兼具出版文化功能,它是藏传佛教文化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上特殊的形态。文章从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典翻译、典籍出版、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     

“蒙古化”的藏传佛教文化

16世纪末17世纪初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取代萨满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信仰,藏传佛教文化已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对蒙古地区影响深远。     

试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不仅在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位制度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而且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培养人才诸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主要论述了藏传佛教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等五大教派的寺院教育的特色及其历史作用。     

北朝石刻文献中的佛教活动及信仰动机

北朝石刻文献记述的佛教活动包括了造像、供养、举行法会和参与公益慈善等内容.这些内容,体现出北朝佛教重视功德的特征.石刻文献反映出不同阶层、性别信众不同的信仰动机.僧侣、居士和士大夫阶层更多是通过对教理的体悟而信仰.武人阶层中,更多是追求果报的动机.对女性佛教信仰记述,大多与其人生际遇和修行行为结合在一起,是对人生归宿的一种选择.这些材料,展示出北朝佛教重实践、重果报的特征.     

论蒙古族寺院教育

在蒙古族地区,自从藏传佛教传入之后,佛教寺院教育就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成为蒙古族地区的主要教育形式。寺院教育在蒙古族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研究蒙古族地区寺院教育的形成、寺院教育结构及教育内容、教学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潮州佛教的社会功能

两宋时期,潮州地区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寺院众多,信众数量庞大且遍布各阶层,佛教在当时发挥了重大的社会作用,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资料和金石碑刻材料,从宗教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略论新时期的藏传佛教及其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藏传佛教的发展经历了恢复、发展与繁荣三个阶段。本文从活佛体系、僧侣队伍、信教群体、寺院组织形式、寺院经济、寺院教育等方面入手 ,对新时期藏传佛教的状况与特点进行了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