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抗战动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连接民众的纽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持召开两届参议会,老一辈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一系列重要的议案,推动了政府的抗战工作.边区参议会把民众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团结抗战的局面,调动民众踊跃投入抗战洪流.动员民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当今社会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和社会改革

最大限度地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投入抗战 ,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抗战指导路线历来受人们的高度重视。本文主旨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及社会改革工作进行探讨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模式和机制

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动员。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动员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整合社会力量,以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各阶级、各阶层持久抗战的积极性,以政府信用和民众宣传教育为重要手段,形成了完整的民众动员网络,其动员的深度、广度、效果及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优于国民党,并构建了以政权组织为主导的垂直动员体系和民众团体与之相辅相成的横向动员体系与运行机制。     

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的施行

本文探讨了 2 0世纪 4 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的基层社会控制及民主的实际状况 ,指出四川省在当时所推行的基层地方自治仍未摆脱受行政控制的从属地位 ,行政工作先于、多于自治工作 ,“民意机构”非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多反映地方有力者的意志 ,它在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以及“吏治腐败”等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国民政府在基层所实行的“以官治求自治”的所谓地方自治政策 ,非但未能发展地方事业 ,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基础     

民族国家话语下的边区戏剧运动——以边区民众剧团戏剧革新为例

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戏剧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以延安为中心的戏剧革新引领着整个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抗战戏剧成为中国戏剧历史上一个文化奇观,戏剧舞台上展现的诸多英雄、劳动模范等形象不仅仅最大限度的宣传动员了边区民众,同时,也更好更恰当地映像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倡导的民族国家政治新形象。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至今,经历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并始终遵循的革命及建设的制胜法宝.抗战时期是中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民众动员理念,灵活的动员方式,取得了民众动员的巨大成功,民众动员的成功经验再次表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持续性、目的为民性、广泛性、深入性及有序性特点,对探寻当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群众认同:当代基层政府动员合法性路径建构

任何政权的确立与巩固都离不开合法性资源的支持,从而通过争取或强化民众的认同与接受以之实现长治久安。而在政治实践中,基层政府动员的合法性基础往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理型统治权威的逐渐淡化和基层民众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民众对认同客体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要求。而与之伴随的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基层民众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与基层动员规则基础的受损,这些都对基层政府合法性基础提出质疑。需从意识形态、规则基础与有效性基础三个方面获得民众的自发认同与拥护,因此需着眼于动员主体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塑造,动员客体权力规制与社会保障的构建,以及发展成果为全体成员共享。     

“治国者贵下断”:《商君书》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战国时期，氏族解体、贵族衰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频繁剧烈的战争，使得基层民众的治理成为重大问题。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可以通过给予民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如此，新型国家及其民族和文化才能在“大争之世”稳稳立足并求得进一步发展。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本土性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法治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让司法与行政适度分离；普法的广泛和有效，使得司法和民众可以监督行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对于解决现代基层群众自治悬空或空壳化问题，避免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权利的侵蚀，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共报刊宣传工作历史经验研究——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

报刊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民众的重要阵地。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共的报刊宣传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里仅以抗战时期为例,就中共报刊宣传工作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研究,为新时期的报刊宣传工作提供重要借鉴。     

思想政治工作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构建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内容实施的关键场域.不过,当前基层治理却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较为淡漠、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及与民众需求不相适应等诸多难题.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及最主要形式.因此,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强化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升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构建良好的基层治理法治环境,完善基层民众参与机制切实保障民众的有效参与,这不仅有益于构建基层价值认同与相互包容的共识,而且还有益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人大制度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的不断推动下,地方人大迎来了制度建设和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的地方人大工作取得了较大发展:地方人大选举制度不断改进;地方人大代表、人大会议制度不断健全和规范;地方人大组织制度不断发展;地方人大工作制度不断探索和完善.     

抗战时期广东妇女婚姻状况探析——以粤西妇女婚姻关系的解除为例

抗战时期粤西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变动。当地妇女家庭地位提高,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登报声明离婚、退婚、脱离关系者比比皆是;部分妇女诉诸法律,地方法院肯定了妇女的婚姻权益,婚姻自由观念和法律意识开始深入人心。     

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人民代表工作联络处的思考

城市街道办事处的人民代表工作,是整个人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城市街道办事处人民代表工作联络处的法律建设,是强化国家地方权力机关监督作用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人民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作了准备;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法律文件,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法律基础;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文件的通过,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的特点和经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一方面领导边区军民英勇抗敌,另一方面又在边区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之人权”。鉴于当时的国情,陕甘宁边区的人权保障具有广泛性、真实性、阶级性、统一性四大特征,并给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即社会主义人权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工作,让人权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权建设必须健全监督机制,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高云览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

抗战期间,高云览向海外侨胞及时报道国内战争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残暴血腥的罪行,展现中华儿女团结抗敌、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抗战史上的光辉足迹和伟大影响,因此,高云览的报告文学创作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其报告文学避免了一般新闻报道的模式化倾向,以郁愤悲壮的叙事基调、真实生动的场景再现、灵活融合的文体风貌形成显著的艺术特色,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试论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中的人本思想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产生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同时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思想,它形成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完善于解放战争时期。这一理论蕴含了丰富的“人本思想”,其精神实质体现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而在战争力量的运用上完全相信和依靠人民,胜利的成果属于人民,充分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的利益。     

人大代表对公民意识的影响

民主政治与公民意识关联互动,在这种互动中,精英分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大代表理应是民主政治的精英分子,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对公民意识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要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强化这种影响。     

论重庆大轰炸

由于重庆战时战略地位的提高,日本侵华战争战略的调整,重庆成为日本侵略者主要的轰炸目标。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的残酷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重庆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典范,具有深远的资源价值。     

充分就业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经济目标的核心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全面提升,是一种比较均衡的小康,它只能建立在以人为本、充分就业的基础上。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出现了严峻的就业压力。制定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