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地方官员经济激励

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涌现与地方债务危机快速膨胀现象,现有的大多数研究将其产生的现实动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公共财政体制;二是以 GDP 为中心的晋升锦标赛式的官员考核机制.然而,仅有这两方面因素的解释力是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地方官员组建融资平台借债搞建设的经济激励因素.经济激励的效果包括扩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个人通过腐败来谋取私利两个方面,而地方官员的经济激励已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涌现与地方债务危机快速膨胀的重要现实动因     

“经济人”视角下地方债务问题解读

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在过去20年里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缓慢增长趋势,这说明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导致地方财权的减小,也不是地方债务膨胀的主要原因。地方债务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包括政绩考核下的投资冲动、上级政府监督中的利益共容以及官员的寻租行为。     

官员效用与政府行政效率

解决政府低效率问题一直是我国转型期行政管理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拟通过对政府官员的效用函数进行剖析,指出,现行的政府机构行政低效率的种种表现与官员的效用函数构成因果关系,即官员对个人效用的追求必然会造成政府行政低效率。因此,解决政府低效率问题,仅仅通过抑制官员对个人效用的追求,其作用有限。而绕开官员的效用,通过发展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协调和服务,来限制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也许是解决政府行政低效率问题的一个途径。      

再探政府机构改革“黄宗羲定律”破解之法

被动适应性改革、机构撤并与职能转变缺乏有效互动、改革重横轻纵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终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建设学习型与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与功能互动,横纵改革结合,形成网络化改革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与立法等,是21世纪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跳出这一怪圈的出路所在.     

转轨经济中的政府失效与国企改革问题研究

政府失效指的是政府不能有效地利用政治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来有效约束和激励政府官员从而导致政府职能的失却或者弱化。几乎所有转轨经济中的国家政府,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政府失效问题。政府失效的具体表现,就是把对官员的激励和约束从应有的非经济手段转变成了经济的手段,把对失职的惩处转变成了对尽职的赎买。最为突出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产权转让。政府失效导致了政府官员对选择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不负责任,以及被政府官员选择出来的经营者对国有企业经营的不负责任。企图用产权制度改革的方法去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肯定不可能得到理想的结果。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积累起来的全部问题,都指向了一个焦点,那就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只有完成了这一过程,才能真正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有可能顺利进入下一阶段。     

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困境分析:一个产权视角

政府投资项目,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直接配置社会公共资源、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重要方式.虽然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基本程序看,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项目管理模式没有太大区别,但在项目立项、审批、实施、监督等环节还存在一系列明显的监管困境,这种监管困境源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公共性而导致的天然"产权残缺",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下,必然使得各种监管问题持续存在.因此,要解决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问题,除了要进行监管制度创新外,还必须改革目前官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转轨时期通货膨胀的体制渊源

我国从1987年至今已有四次通货膨胀.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投资体制不合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膨胀.结构倾斜,拉上物价,导致通货膨胀;二是货币起超经济发行.金融体布改革进度缓慢,造成货币扩张、信用膨胀,以致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从需求方面拉动物价攀升.造成通货膨胀;三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上的软预算约束.使企业亏损严重、而引发通货膨胀.     

论国民党政府农村县制改革

农村改革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对农村政策的理念、导向和政府施政能力、官员政治素质都是巨大的考验。国民党政府缺乏改革农村封建社会结构的意志与决心,反而以封建地主、富农为主要依靠对象,侵害农民利益,导致20世纪30年代农村改革完全失败。     

政府机构改革的前车之鉴

建国以来，我国已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可见，政府改革不仅在于精简，而且更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导致机构膨胀的诸多因素。事实上，政府机构膨胀的诱因和精简的难点在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不同，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发展背景下进行的，这就为此次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因此，吸取以往的教训，在精简的同时，建立起一个防止机构和人员再度膨胀的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明代官员进谏模式及其特点

明代官员敢言之风盛行,在传统"五谏"说的基础上,明代官员主要采取婉言讽谏、敢言直谏、犯颜强谏的方式进谏.其中,官员在婉言讽谏时,又往往借灾异、古训、先贤、祖制、史官以及自劾不职等方式进行.明代官员的进谏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进谏理论.与前代相比,群体性的直谏、强谏成为明代官员进谏的显著特点.明代虽谏无专官,由言官掌言责,但进谏的官员不限于言官,层面广泛,进谏风气浓厚,且传统的进谏戒律多被打破.明代官员的进谏模式及其特色,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以及士大夫为维持士人政治所进行的抗争和努力.但进谏官员多下场悲惨,反映了士大夫政治在膨胀皇权的挤压下日薄西山的态势.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代官员在进谏方面的努力,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政治的挽歌.     

公共行政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危机决策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 ,我国正向典型的现代社会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危机也在不断出现并演化。在公共行政的危机决策能力中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知识和能力 ,以及整个社会公民对危机的认识及应对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国政府与公众应该深刻理解危机的概念与决策特点、危机决策的基本原则、危机解决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刍议

腐败问题是当今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腐败斗争是党的要求，人民的意愿，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选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可以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厉行政府机构改革、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加强党员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等几个方面着手，最终建立高度民主和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财税体制改革视野下税收任务的法治转型

自分税制改革后,税务行政部门层层分派“税收任务”,甚至将定额指标与官员的政治前途联系起来,依法收税长期被置于从属地位,这种包税形态与法治理念相冲突,阻碍着我国财税法治的进程。通过运用掠夺性统治理论以及契约理论的分析,有助于梳理税收任务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其弊端。要摆脱税收任务的困境,就要从税法意识、税法体系、公共预算、税务机构和职能以及税收法律关系着手,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申言之,就是要转变原有的包税制思维,在财政税收的各个环节树立依法治税理念,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法律体系,提升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水平,改革我国现有财税行政管理体制,坚持以纳税人权利本位保障纳税人权利,以期全面实现我国的税收法治化。     

中国行政改革的阶段定位解析——基于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视角

尽管2008年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标志着新公共行政学已经把关注的重点转向讨论全球公共行政的走向以及对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理论进行有益的替代。但是中国的行政改革却还处在第一次明诺布鲁克会议所说的由传统效率行政向公平行政过渡的阶段，所以在此阶段定位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政治——行政两分法之于中国改革的理论意义，同时分析政治经济改革脱节以及二元制结构下的社会分化对于中国行政改革的环境影响，尽管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思想是当前世界的主流思潮，然而单就中国的国情来说，新公共行政学更具指导意义。     

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问题及其对策

纵观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它始终逃不出公平和效率的矛盾范畴,追求公平,必然有损效率,反之亦然。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同样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那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是值得相关人士思考、探讨及实践的。     

社会转型期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及其矫正路径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部门管理职能逐渐由传统“管理型”向现代“服务型”过渡,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如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及法理与情理冲突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部分公共部门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与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行政体制自身不足、多元化价值观念的诱导及监督约束机制的不足等成因相关,要解决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政伦理失范难题,需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有效处理伦理制度化和制度伦理化及其相互关系;倡导与践行高薪养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常态化教育;加强公职人员自身伦理信念教育,提出自律要求;建立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和程序公开的阳光行政体系,在全方位动态监督与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体系来规范和激励公共部门行政人员。     

公共利益:行政伦理建设的根基

行政伦理建设需要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础、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由公共行政的职业特点和行政伦理建设的目标机制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政德建设中提出的为政为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等要求,反映了从政人员需要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点的思想观念。现代社会中,政府官员需要认真处理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政府成员个人利益的关系。     

关于当前我国领导干部公选制问题的探讨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府管理中最为关键与重要的问题。本文对于当前我国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任用制度的概念形成、制度化基础、发展过程及其实践形式进行了初步探讨。对于考任制、选任制、竞任制与票决制等不同形式进行了独立的解释。对于当前领导干部的公选制,从学科理论上进行了基础分析,从实践过程层面进行了问题分析。就公选制如何改进竞聘者理论上的广泛性与实际中的有限性、评价主体的多元性与价值观的不一致性、标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等六大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基本理念探析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我国行政改革中占主导地位两种行政改革理论。在全能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它们的效率中心主义特征已经产生了行政特权化及社会不公等消极现象。共和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古老而有影响力的政治传统,以强调公共利益、制度均衡、对话协商、公平正义及公民美德为主要特征,在今天政治生活中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本文认为,共和主义视角下的公共行政理念可以纠正我国行政改中的效率中心主义倾向,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     

二战后中日公共行政改革:回溯、分析与启示——基于比较公共行政视角

公共行政改革是各国政府增强自身能力的常态之义。二战后,中日两国都经历过若干次深刻变革,这些变革重塑了政府形象和政治生态。从比较公共行政的视角去审视中日两国70年的行政改革轨迹,可以发现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分别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时期和服务型政府时期,日本的公共行政改革分别经历了民主型、效率型和分权型时期。两国在变革动因、变革目标、变革方式方面具有共同性,在主导理念、改革路径、改革协同方面具有差异性。但是,日本公共行政改革中实施的法制推动、内外结合和综合配套相关经验可以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